第一次兵变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第一次兵变）
“考察实业”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个中国人！)” [1]并将其挂在胸前，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
第二次兵变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第二次兵变）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1934年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第三次兵变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第三次兵变）
“红楼”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第四次兵变
吉鸿昌同志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第四次兵变）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中正的妻子宋美龄和姻亲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 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
殉难
1934年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1]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病重临终前，语重心长地对吉鸿昌说：“孩子，你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几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就死而瞑目了。” 其父病逝后，吉鸿昌便亲笔把“作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大字写在细瓷碗上，交给陶器厂仿照烧制。烧好后，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严肃地向全体官兵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的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1]他把碗亲手发给官兵，勉励大家要廉洁奉公。其时他年方25，在西北军冯玉祥部当营长。
在此后的人生岁月里，吉鸿昌一直谨遵父亲遗训，恪守“作官即不许发财”信条，努力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直至英勇捐躯。在那样一个“当官不为财，打死也不来”的战乱乏监、腐败成风的年代，还能出现这样的廉洁典范，实在是难能可贵。 官员应当是百姓中的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应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如果在提拔考察时发现该员不具备抗腐“定力”，就应当发给其一只“吉鸿昌大碗”，上面镌刻着金光闪闪的“当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大字——既可以给将要升迁的公务人员“打预防针”，又可以让自知无法做到者知难而退。 当然，这只大碗是无形的，可又是牢不可破的；不得利用掌中权力直接或间接敛财，应是任何一位想当官、已当官的人都得遵守的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