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二十一节
运涛好久不来信了，一家子盼了星星盼月亮。正在这个当儿，想不到一场飞灾横祸落在他们头上。
１９２８年秋天，运涛突然来了一封信，严志和好高兴。近边处找不到看信的人，他想进城去找贾老师。一上堤坡，李德才从南边弯着腰走过来，见了严志和，离大远里抬起手来打招呼。他捋着胡髭，客客气气地问：“志和兄弟！运涛侄子做了什么官儿？”他说话儿，口气也改变了。
严志和说：“连长！”
李德才一听，脸上皮笑肉不笑地说：“连长？官儿可不小啊，一个月能挣个一百多块钱，该你庄稼老头儿斗劲了！大院里冯老洪家小子，一当就是团长，比你们挣钱更多！”
严志和歪起脑袋瞪了他一眼，说：“他钱多是他的，碍着我什么了？”
李德才看严志和颜色不对，踮着小俏步儿走上来，连说带笑：“你去干什么？”
严志和说：“我上城里找个人看看信。”
李德才说：“这点小事，用得着上城里？来，我给你看看！”
严志和说：“你是冯家大院的帐房，什么身子骨儿，我能劳动你？”他不想叫他看信。
李德才说：“嘿，哪里话？北伐成功，你就成了老太爷子。江涛又上了洋学堂，不用说是我，冯家老头再也不敢拿白眼看你们。”
两个人坐在堤坡上，大杨树底下。李德才打开信封，绷着脸看下去。看着，一下子哈哈大笑了，说：“你们这个官儿，谎啦！”
严志和睁大了眼睛问：“什么？”
李德才说：“这算什么官，连个官毛毛也没啦。我给你念念这两句儿吧！”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已于去年四月被捕，身陷囹圄一载有余。目前由南京解来济南，监押在济南模范监狱。大人见信，务与涛弟前来。早来数日，父子兄弟能见到面。晚来数日，父子兄弟今生难谋面矣……”李德才把这个“矣”字，拉得又尖又长，翘起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哈哈大笑了，说：
“哈哈！完了，这信我看不是运涛的笔体。”
严志和还没听完这封信，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再也听不清底下说的是什么。好象抛下怀里的热火罐，身上凉了半截，脸上渗出冷汗珠来。只觉得心里发烧，身上滚烫，浑身火辣辣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李德才，惚惚恍恍走到朱老忠家里。他也没有进屋，站在窗台根底下问了一声：“我哥哥在家吗？”
贵他娘在屋里答应：“谁，志和吗？他下梨去了！”
严志和转身走到梨园里，朱老忠正在树上下梨，离远望见严志和晃搭着身子走进梨园。沉着个头，摆动看两条胳膊望前赶，好象出了什么大事情。他扔蹦跳下梨树，紧走了几步，赶上去说：“志和！什么大事？走得这么急？”看严志和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只管向前走。心里慌了，说：“志和！
志和！你怎么了？”
严志和本来是条结实汉子，高个子，挺腰膀。多年的劳苦和辛酸，在他的长脑门上划下了几道竖纹，平时最硬气不过的。做了一辈子庄稼汉，成天价搬犁倒耙。当了多少年的泥瓦匠，老是登梯上高。一辈子灾病不着身，药物不进口。一听得亲生的儿子为“共案”砸进监狱里，就失去了定心骨儿。他迎着朱老忠紧走了几步，身不由主，头重脚轻，一个斤斗栽倒在梨树底下。眼里一阵昏黑，跳出火花来。朱老忠弯腰抱起严志和的脑袋，掐着他的鬓角，说：“兄弟，醒醒！”
严志和在昏迷中，听得朱老忠的声音，眼里渗出泪珠来。
牙齿打着得得说：“大……大哥！我有了困难了！”
朱老忠一听，摇了摇头，把右手撑在腰里，说：“兄弟！说吧，有什么困难？这些个年来，穷弟兄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朱老忠不能躲到干树身上去。你门里的事，就是我门里的事，我朱老忠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严志和听得说，张开两只手，打着颤说：“运涛那孩子，他被问成‘共案’了，陷在监狱里！”
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呆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头上立时象打了个轰雷，随着眼前一道亮闪。转转眼珠，冷然地说：“我听得人家说，国民党大清党了。杀的共产党可多哪，咳！这个年月……凶多吉少啊！”说到这里，他又觉后悔，下意识的向回吞了一口，也没吞回一个字。
严志和听说“凶多吉少”，身上颤栗起来。说：“大哥！你帮我这一步吧，跟我上趟济南，去看看这孩子！你走过京闯过卫，下过关东，我可没离开过这块土，出不去门呀……”说着，不住地摇着头。
去年四月，国民党大清党，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了，入狱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杀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天夜晚，营长吹哨集合，点着名从队伍里把运涛和几个排长叫出来，过堂问供。军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严运涛！”他说。又问：“什么地方人？”他答：“河北省××县人。”军法官又问：“多大年岁？”他答：“二十六岁！”最后，军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不错，是共产党员！”
供词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多说一个字，因为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谁也知道。运涛被扎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暗的监狱里。
到了今年夏天，北伐军到了济南。部队里又出了共案，牵连到他，才把他从南京解到济南。运涛立刻托人给父亲来了这封信，说他被捕了，叫严志和跟江涛去看看他。
朱老忠立刻答应了老朋友的要求，耸了耸肩膀，响亮地说：“志和！这码事儿好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
说什么时候去，咱抬腿就走，这有什么作难的！”
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心眼豁亮了。睁开眼来，挺了一下子腰，想扎挣着站住脚。一下子又闹了个侧巴楞，趔趄了一步，要倒下去。朱老忠赶上去，把他搂住，问：“你怎么了，志和？”
严志和说：“头，晕眩得不行！”
朱老忠背了他一只左手，严志和的右手扒住他的肩膀，两人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一进门，涛他娘见他搭拉着脑袋，满头是汗，眼睛也不睁一睁，一步一趔趄，骨架支不住身子。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走上去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朱老忠说：“莫喊叫，先安放下他再说。”
两个人把严志和抬到炕上，把枕头垫高点，叫他还息着。朱老忠挤了一下眼，两人走到外头屋里。朱老忠坐在锅台上，温声细气儿说：“涛他娘！有个事儿，又想跟你说，又不想跟你说。不跟你说吧，你是一家主事的人儿。要是跟你说了，无论如何，你可得支持住身子骨儿。”
涛他娘听朱老忠话口里有事，瞧见他手里攥着运涛那封信，心里有些嘀咕。她问：“是运涛的事儿？”
朱老忠一句句把运涛的事情告诉她，涛他娘低着头，眼泪刷地流下来。当时，一个农家妇女还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在说书唱戏上，可知道监狱的黑暗无情，于是哭得更加痛切。当他们细声细气哭着的时候，老奶奶隔着灯龛看着，仄起耳朵听着，听得说“运涛入狱了”！她脸向下一沉，张开嘴惊诧地问：“什么，运涛入狱了？”
涛他娘听声音不对头，慌忙走进去。老奶奶两腿一蹬，抽搐了几下，挺在炕上，难过得摇着头，合紧了眼睛。年老的脸上急骤的颤动，嘴里嘟嘟念念，好象在说什么。涛他娘一迭连声叫：“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慌里慌张，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说：“娘！你合上眼睛了？你合上眼睛了？”
朱老忠走进来一看，把手掌放在老奶奶鼻子上，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了。他说：“涛他娘别喊了，先给她穿衣裳吧！”
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运涛入狱的消息，象巨雷一样，震惊了她的神经中枢，截止了她生命的活动。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象在反复地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一会儿，眼窝渐渐塌下去了。
涛他娘顾不得哭，赶快开箱倒柜找出装裹。贵他娘、顺儿他娘、朱老星家里的，都赶了来。给死去的人穿上新洗的褂儿，新拆洗的棉袄，箍上黑布头巾，头巾上缝上一块红色的假玉。
朱老忠站在院里，手里拿着烟袋，指挥朱老星他们抬来一张小板床，放在堂屋。把老***尸首停在板床上，蒙上一块黑色的蒙头被，床前放上张饭桌。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严志和带着病从炕上爬下来，和涛他娘跪在干草上哭。贵他娘、顺他娘、朱老星家里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也在灵前弯下腰啼哭起来，涛他娘哭得尤其悲痛。
黄昏时分，严志和家门楼上挂起了纸钱。
一会儿，听得拐棍戳地的声音，朱老明拄着拐杖摸了来。进了门，哆哆嗦嗦站在灵前，弯下腰来哭着，泪水从眼洞里流出来。朱老忠也含着泪花说：“哥！人既咽气了，老哭也没用了！”朱老明说：“我觉得志和不是容易，为孩子们作难呀！”说着，又大哭起来。哭了一会，他用袖头子擦干了泪，问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断气的。朱老忠说：“光运涛的事，就够他们傤负的了，又添上办白事儿！”他把国民党大清党，运涛被关进监狱里的事情，对朱老明说了。
朱老明抬起头来，喘了几口气，才说：“也该叫江涛回来，商量商量运涛的事情怎么办。革命军失败，运涛入了狱，对咱穷苦大众来说，是一场天大的事呀！”
朱老忠自从老奶奶倒头，心上就架了火，时间不长，眼睛就红了，长出眵目糊来。他急得搓着手儿说：“谁承望的，咱一心一意等着革命军过来，把冯老兰打倒，给运涛和春兰成亲。咳！这一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朱老明说：“兄弟，要经心呀！说不清***们要出什么坏招儿！”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子，用手一摸刀锋，噌楞楞响着。他说：“听得风声不好，我就磨了一件武器揣在怀里。碰上他们要害我，抽冷子抓住，先扎死他两个再说！”
说着话，街坊四邻都来吊孝。晚上人们散了，严志和还在草上睡着。已经是秋天，晚风凉了，阶沿下有两只虫子唧唧叫着。小桌上放着一盏高脚油灯，冒着蓝色的焰苗，照得满屋子蓝蓝的。朱老忠把门关起，和朱老明坐在草上，三个人商量事情。严志和同意派人去叫江涛，他哑着嗓子说：“把运涛的信也送去，叫他请严家去写个信，托个人情，好到济南去打救运涛。他***事可不告诉他，那孩子自小儿跟着老人长大，跟他奶奶感情可热哩……”说着，又哭起来。
朱老明眯瞪眯瞪眼睛，说：“兄弟！你甭哭了，身子骨儿又不好，万一哭得好儿歹的，可是怎么着？这会儿千斤的担子搁在你身上！”
朱老忠也说：“老明哥说的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要好不了，一家子可是怎么办？”又对涛他娘说：“你去做点吃的吧，一家子哭了半天，还没吃饭呢！”
那天傍晚，春兰娘听说老亲家去世了，也去吊孝，咳！闺女是娘身上的肉啊！听到运涛不幸的消息，慌慌忙忙走回家去，悄悄地告诉春兰：“闺女闺女不好了，运涛卡监入狱了！”
自从那时，贵他娘把运涛的消息告诉了春兰，老驴头答应了这门亲事，革命军的光芒，和运涛的眼睛，就象两点萤明，在遥远的远方闪晃。隐隐显显，似有似无。就是这一丁点遥远的光亮，在她的心上就象太阳一样，照暖了她的全身。这时，她凭这股热力和光明来生活呀！当娘把这不幸的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心上一惊，又强笑着镇静下来。只是冷笑说：“呿！说他干吗？扔到脖子后头算了！”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的心上就激烈地跳动起来。
真的，她倒一点也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象干了底的深潭，就是投下一块石头，也难溅起点滴波涛。这咱她年岁大了，明白了一些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她明白，就是哭瞎了眼睛，对于革命，对于运涛，也无济于事。黄昏来了，暮霭象一块灰色的布，盖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在这块布下生活，更心安一些。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想躲进黑暗的角落里，让黑暗把她吞没。
晚饭以后，天上落着一阵雨，象滴不完的愁苦的眼泪。树上风声起了，树叶子索索响着。突然间一丝意念涌上了她的心头：人活着，是为了愁苦，还是为着幸福呢？可是，她是没有幸福的。眼看一丁点革命的光芒，就要被黑暗吞没。她的心情，象从千丈高崖跌下深渊，焦虑得难耐。她想，活在世界上，也是个多余的人，死了倒也落得干净！她想到这里，象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搅动。犹疑着呆了一会，她又登上板凳，从柜橱上搬下箱子，把一身鲜艳的、过年时穿的新衣裳穿在身上。拢了一下子头发，点上灯，拿镜子照了照脸上。当她看到自己美丽的脸型，又摇摇头，心里想：我还这么年轻！想着，把镜子一扔，吹灭了灯，趴在炕上抽泣起来，她实在舍不得运涛。她哭了一会，抬起泪眼，在黑暗里蹑手蹑脚走到堂屋里案板旁，伸手扯起切菜的刀。在夜暗里，她看得见刀锋在闪亮。不提防一点响动惊动了母亲，她从枕上抬起头来问：“春兰！案板上什么东西响哩！”这时，她镇静了一下心情，装出远远的语音，说：“嗯，娘！你还没有睡着？是一只老鼠碰的吧。”
娘翻了个身，自言自语：“你还没有睡？咳！闺女！你的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哩！我能叫你老在家里一辈子吗！咳！天哪！运涛忙回来救救我闺女吧！”
一句话打动春兰的心，她想：“他还会回来的！我不能带着不明不白的伤痕死去。这样，将永远无法洗净身上的脏污。”她想到这里，又放下刀走回来，坐在炕上。隔着窗棂，看得见天上的云彩散去，月亮出来了，天色蓝蓝的。她重又躺在炕上，盖上夹被，泪眼对着窗外的天空。月光透过窗格子，照在她的身上，照看她惨白的脸庞。
第一卷 第二十二节
江涛接到这封信，合紧嘴不说什么。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捉摸着事情的根源和发展：１９２７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保属特委的负责同志，到第二师范来，在党、团组织中正式宣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暴露了本来面目，叛变了革命，反回头来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大众。从今以后，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但是，我们并不悲观，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广阔的，是远大的。同志们！我们要擦干了眼泪，拿起刺刀，开始战斗了……”从此以后，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里。
江涛到教务处请了假，走到严知孝家去，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严知孝住在槐茂胡同，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江涛走上高台阶，拉了一下门铃。随着叮叮的铃声，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问：“是谁？”
江涛说：“我，江涛。”
听得说，门吱地一声开了。严萍立在门口。她说：“噢，稀客，请进来！”说着，看着江涛，不经意地笑了。
江涛问：“严先生在家吗？”
严萍见他神情急迫，睁起大眼睛瞅着他，说：“星期嘛，不在家？”
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子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夹竹桃，正开着花。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畦十样锦，畦畔围着芦苇扎成的小篱笆。茑萝爬到篱笆上，开着杂色的小花。葫芦蔓爬到花架上，爬上墙头。严萍登着门板爬到墙上，把麻绳钉在屋檐上。
江涛说：“留心，掉下来！你想干什么？”
严萍说：“我吗？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你没看见这房顶上，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
江涛说：“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才能，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
严萍说：“我学师范，不象你学师范一样？”当时，她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
北房三间小屋，挺干净。里屋是严知孝的卧室，外屋是他的书房。有几架书，几件木器家具。桌上有一小碟黄瓜菜，严知孝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在吃着。见江涛走进来，他问：“才说叫萍儿去叫你和登龙来吃螃蟹，你来了正好。”
严萍在屋顶上说了话：“白洋淀的朋友送了螃蟹来，在水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哪！”说着，嗤嗤地笑起来。
他们说的登龙，就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锡的第二个儿子。现在育德中学读书，是严知孝他母亲的侄子。自从来到保定，常和江涛、严萍在一决玩。日子长了，就成了青年朋友。
江涛走出来，对着严萍说：“可惜，吃不上了，我要回家。”
严知孝从窗口里探出身子，他吃完了饭，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
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
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事？”
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就见不到面了！”
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
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
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
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
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的颜色，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人们都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走不多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从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
江涛回头一看，有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停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
“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上缩回去。
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细看起来，好象眼瞳有点儿斜，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反觉得她更加美丽。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她读，她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我向你学习！”
第一卷 第二十三节
江涛离开槐茂胡同，刮阵风似地往回跑，第二天黄昏时分，跑回家乡。离门口不远，看见门上挂着纸钱，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奶奶！她为运涛的事情合上眼了！”
他一进屋，娘和爹在草上坐着，见他进来，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也不哭一声，向奶奶身上一扑，搂住奶奶摇晃摇晃，又握住***手，把脸挨在***脸上，头发索索地抖着。不一会工夫，全身抖颤起来，用哆嗦的手指摸着老人的眼睛说：“奶奶！奶奶！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睁开眼睛看看我！”涛他娘见江涛难过的样子，一时心酸，拉开长声哭起来。贵他娘、顺儿他娘，也哭起来。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也掉了几滴眼泪，大家又哭一场。
朱老忠把江涛抱起来，说：“人断了气，身上不干净，小心别弄病了。”
江涛说：“我想我奶奶，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是容易！”
朱老忠说：“你爹病了，单等你顶门立户呢，你要是再病了，可是怎么着？”
江涛擦干了眼泪说：“不要紧！”
那天晚上，等人们散完了，严志和说：“江涛！你哥哥的事情，可是怎么着？”
江涛说：“这事，说去就去，赶早不赶迟哩！”
涛他娘哑叭着嗓子说：“快去吧！不为死的为活的，孩子在监狱里……”
严志和说：“咳！去好去呀，我早想了，路费盘缠可是怎么弄法？”
说到路费盘缠，一家人直着脖颈不做声。严志和说：“使帐吧，又有什么办法？要用多少钱？”
江涛说：“要是坐火车，光路费就得三四十块钱。再加上买礼求人，少不了得一百块钱。”
严志和说：“你奶奶一倒头也得花钱。”说到这里，他咂着嘴唇作起难来。
涛他娘说：“一使帐就苦了！”
自此，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涛他娘想：“使帐！又是使帐！伍老找就是使帐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帐。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
当天晚上，一家人为了筹措路费的问题，没有好好睡觉，只是唉声叹气。严志和一想到这件事，心上就寒颤。他想到有老爹的时候，成家立业不是容易，如今要把家败在他这一代……左思右想，好不难受！
第二天，开灵送殡，三天里埋人。依严志和的意见，说什么也得放到七天。朱老忠说：“咱穷人家，多放一天多一天糟销，抬出去吧！”朱老忠主持着：不要棺罩，不要戏子喇叭，只要一副灵杠，把人抬出去就算了。严志和说什么也不干，说：“老人家受苦一辈子，能那么着出去？”朱老忠说：“不为死的为活的，一家子还要吃穿，江涛还得上学，济南还有一个住监狱的！如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还遵守他们那个老礼法？”说到这里，一家子人又哭起来，朱老忠和贵他娘也跟着掉泪。
出殡的时候，严志和跟涛他娘穿着大孝，执幡摔瓦，江涛在后头跟着。朱老忠和朱老星亲自抬灵，哭哭泣泣地把人埋了。从坟上回来，朱老忠说，“志和，你筹办筹办吧！也该上济南去了，这事不能老是耽误着。万一赶不上，一辈子多咱想起来也是个缺欠。我看咱明天就走吧！”说完了，就一个人低着头踽踽地走回去。
当天下午，严志和想来想去，无处借取，只好找到李德才，说：“德才哥，我磨扇压住手了！”
李德才看严志和走到他眼前，哭得两只眼睛象桃儿。冷笑了一声：说：“哈哈！你也有今天了？‘革命军快到咱这块地方了’，‘土豪劣绅都打倒’，‘黑暗变成光明’，你的手就压不住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命军到不了，看你们捣蛋！”说完了，眯着眼睛，只管抽烟，眼皮抬也不抬。他看严志和低着头不爱听，又狠狠地追问了一句：“这不都是你们说的？”
严志和不理他，只说：“家里倒了人，运涛在济南……”
李德才不等他说完，就说：“运涛是共产党，如今国共分家，不要他们了，把他下监入狱了，是呗？你们革命？满脑袋高粱花子也革命？看冯家大少，那才是真革命哩，拆了大庙盖学堂，你们干得了？没点势派儿，干得了这个，老百姓不吃了你？你要使帐上济南去打救运涛？”
严志和说：“唔！”
待了抽半袋烟的工夫，李德才说：“小家小主儿，我不跟你们一样，去给你问问。”
李德才过了苇塘，上了西锁井，一进冯家大院，门上拴着两只大黄狗，他猫下腰溜湫着脚步走进去。一直走过外院，到了内宅。正是秋天，老藤萝把院子遮得荫荫的。冯老兰正在屋子里抽烟，李德才把严志和要使帐的话说了。
冯老兰听完了李德才的话，拉开嗓子笑了。说：“穷棍子们，也有今天了！那咱，他整天价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家帝国主义怎么他们了？日本军远在关东，也打倒人家？嫌人家来做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打倒人家干吗？真是！扭着鼻子不说理！”
李德才说：“穷人们，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有什么正行。”
冯老兰说：“他们大嚷着，革命军过来了就要打倒我冯老兰。革命军已经到了北京、天津，对于有财有势的人们更好了。显出什么了？没见他们动我一根汗毛！”
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见冯老兰和李德才在一块坐着，他也站在一边。听念叨起革命军的事，也说：“幸亏蒋先生明白过来得早，闹了个‘四·一二’政变，大清党把他们给拾掇了。要不然，到了咱的脚下，可是受不了！”
冯老兰瞪起眼睛说：“你还说哩，要是那样，还不闹得咱家破人亡！”父子两个一答一理儿说着，不知怎么，今天冯贵堂和老爹谈得顺情合理起来。冯老兰一时高兴，说：“革命这股风儿过去了，这么着吧，我听了你的话，咱在大集上开花庄，开洋货铺子。什么这个那个的，赚了钱才是正理。”
冯贵堂一听，瞪出黑眼珠，笑眯眯地说：“哈！咱也开轧花房，轧了棉花穰子走天津，直接和外国洋商打交道，格外多赚钱！”
李德才坐在这里，听他父子们念叨了会子生意经，也坐麻烦了，严志和还在等着他。他问：“严志和想使你点帐，你看！周济他一下吧，他儿子运涛在济南押着。”
冯老兰把眼睛一瞪，说：“他干别的行，干这个我不借给他。严运涛就是个匪类，如今陷在济南。我要把钱放给他，不等于放虎归山？还不如扔到大河里溅了乒乓儿！”
李德才说：“不要紧，利钱大点。严运涛不过是个土孩子，能干得了什么？”
冯老兰说：“一天大，一天折八个斤斗儿，钱在家里堆着，我也不放给他。那小子！别看他人不起眼儿，他是肉里的刺，酱里的蛆，好不仁义哩，要他个鸟儿就不给我。严志和卖地我要。”
冯贵堂说：“东锁井那个地，不是坐硷就是沙洼，要那个干吗？”他对这一行没有什么兴趣，说完就走出去了。
李德才说：“还是放帐吧，得点利钱多好。”
冯老兰把脖子一缩，说：“嘿，‘宝地’！”说着，满嘴上的胡髭都翘起来。
李德才笑了说：“你倒是记在心上了！”
冯老兰说：“人家说，中国是农业国，土地就是根本，有了土地，子子孙孙受用无穷呀！全村有数的东西，我能忘得了？”
李德才顺着原路走回来，严志和还在那里蔫头搭脑地等着他。李德才说：“钱有，人家不放。”
严志和一听，碰了硬钉子，合上眼睛，头上忽忽悠悠地晕眩起来。使不到钱，去不了济南，营救不了运涛，运涛那孩子在监狱里受罪哩！他闭上眼睛呆了一会才睁开。说：“你给说说，帮补俺这一步儿吧。”
李德才说：“你这人真不看势头！你就不想想，你是欢迎革命军的，他是反对革命军的。那早晚你与他对敌，打过三年官司。”
严志和听得说，瞪起眼睛，张起嘴不说什么。他想到冯老锡家去，冯老锡才和冯老兰打完官司，输得家败人亡了，冯老洪家门坎更高。想来想去，只有一条道儿——卖“宝地”。
他说：“他的新房都是我垒的。”
李德才不等说完，插了一句说：“你图了工钱。”
严志和说了半天好话，李德才又哈哈笑了，说：“你去地不行？”
严志和说：“哪！把我那梨树行子卖给他吧！”
李德才咧起嘴角说：“我那天爷！那个老沙沱岗子，人家冯家大院里，荒着的地也比你那个梨树行子强。”
严志和说：“那可怎么办？”
李德才说：“我知道？你到别人家去看看。”
严志和低下头想了老半天：这是个死年头，谁家手里不紧？他弯着腰立起来，才说望外走又站住。当他一想起运涛在济南监狱里受罪，“早去几天，父子兄弟有见面的机会。晚去几天，就见不到面了！”说着，眼泪又流下来。
李德才用手向外摆他说：“算了！算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家去想想吧，别叫旁人替你难受了。”
一句话刺着严志和的心，呆住了一下，才伸起两条胳膊，看了看天上，说：“天呀……把我那‘宝地’卖给他吧！”
李德才问：“你肯吗？”
严志和瞪直眼睛，抡起右手说：“卖，我不过了！”说着，他咬紧牙关，攥起拳头，象要打人。
李德才说：“你这是干什么？发什么狠？”
严志和低沉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心里难受，象有老鼠咬着！”他瞪出眼珠子，牙齿锉得咯嘣嘣地响。
严志和决心出卖“宝地”，写下文书，拿回八十块钱来。进门把钱放在炕上，随势趴在炕沿上瘫软了，再也起不来。
涛他娘问：“这是使来的钱？几分利钱？”
严志和头也不抬一抬，说：“不，卖了宝地！”
一说类了“宝地”，涛他娘放声大哭起来，说：“不能去‘宝地’！他爷爷要不依！”
严志和几天没睡好觉，也不知道涛他娘哭得死去活来，哭到什么时分，就呼呼地睡着了。梦见运涛在铁笼里受罪，苍白的脸，睁着两只大眼睛向他望着……
朱老忠送完了殡，一个人走回家去，坐在捶布石上抽了一袋烟。也不知怎么的，自从听到运涛入狱的消息，不几天脸上就瘦下来，眼窝也塌下去。连日连夜地给严志和主持丧事，心上象架着一团火，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等把白事办完了，身上又觉得酸软起来，浑身软洋洋的。可是事情摆着，他还不能歇下来，运涛在狱里，等他们去营救……
朱老忠正仰头看着天上，盘算这些事情怎么办，江涛走进来。到了他面前，也不说什么，只是眨着两只黑眼睛呆着。朱老忠抽完了一袋烟，才问：“上济南，你去还是你爹去？”
江涛说：“我爹身子骨儿不好，有八成是我去。”朱老忠又低下头，沉思默想了半天，才说：“你也想一想，你哥打的是共案，我可不知道你与他有什么关系不？”说完了，抬起眼睛看着江涛。江涛还是低着头，咕咕哝哝在想说什么。朱老忠不等他说话，又说：“我听人家说过，北伐军到了北京，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那里出过这么一会子事，先逮住了哥哥，押在监狱里，兄弟去探狱，也被逮住了，兄弟也是共产党员……”朱老忠说到这里，不再往下说。
江涛想：从这里走到山东地面，也不至于怎么样吧！而且年轻，还未出过什么风头……他倔强地说：“他们逮捕我，我也得去看看我哥哥！”
朱老忠说：“那可不行，这不是赌气的事，不能感情用事。”
江涛把自己不至于被捕的道理讲出来，朱老忠才答应他一同去济南探监。还说：“虽然这样，我们也得经心，道上咱再仔细说。”
贵他娘听得说两个人要上济南去，走出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也要带些鞋鞋脚脚，穿的戴的。”
朱老忠说：“我想明天就起程……”
贵他娘不等朱老忠说下去，就说：“忙活一年不是容易，大秋来了，家里……”
朱老忠说：“先甭说大秋，按庄稼人说，大秋固然要紧，可是打救在狱里的人，比大秋更加重要。我主意一定，不用多说，你给我包上两身浆洗过的衣裳，两双鞋，还有大夹袄……咳！比不得咱进城打官司，这一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碰上什么意外的事由，也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
贵他娘问：“你还要替他打人命官司？”
朱老忠听到这里，有些不耐烦，猛一抬头说：“嗯？他是我侄子，他是我们穷人群里的凤凰，如今陷住了，我不替他打人命官司谁去替他打人命官司？”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古书上说的：梁山泊的人马，还劫过法场……他想着站起身来，在院里蹓了两趟腿，运了一口气说：“俺哥们还不老……”
江涛在一边看着这位老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问：
“要带多少钱？”
朱老忠说：“估计你们也没有多少钱。有多就多带，有少就少带，没有就不带。拿起脚就走，困了就找个庙儿就睡，饿了就沿村要口儿吃的。”
朱老忠一说，江涛流下泪来，说：“忠大伯！你上了年岁，还能那样？咱还是坐火车去吧！”
朱老忠说：“咱那里有钱坐火车！我十五岁上，一个人下关东，一个钱儿没带，尽是步下走着。”说完了，又吩咐贵他娘：“就是这么办，我走了以后，你和二贵把梨下了，收拾了庄稼，在家里等着我。还要告诉你们，在这个年月里，不要招人惹事，也不要起早挂晚的。”又叫贵他娘做两锅干粮带着，二贵不在家，叫江涛帮着烧火。朱老忠拿起腿走出来，明天要走了，他要上小严村去，看看严志和好了没有。一出村刚走上那条小路，看见春兰在园子里割菜，他又走回去，问春兰：“明天，我要上济南去看运涛，你有什么话要捎去？”
春兰正弯着腰割菜，一听就红了脸，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眼里的泪，象一条线儿流在地上，说：“叔！要去吗？”
朱老忠说：“明天就走。”
春兰低着头，嗫嚅说：“我也想去。”
朱老忠听了，看着春兰难过的样子，怔了半天，才说，“你不能去，咱乡村里还没这么开通，你们还没过门成亲，不要太招摇了。”
春兰红着脸立起来，也不看一看朱老忠，只是斜着脸看着千里堤上。这时想起那天晚上，运涛临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谈过话，就顺着那条小道走了……她说：“你告诉他，沉下心去住满了狱回来，我还在家里等着他……”说到这里，鼻子酸的再也说不下去，把两手捂着脸大哭起来，眼泪从手指缝里涌出来。
朱老忠由不得手心里出汗，把脸一僵，直着眼睛说：“春兰！你有这份心胸就行，我要去替他打这份人命官司。只要你肯等着，我朱老忠割了脖子丧了命，没有翻悔，说什么也得成全你们！”说到这里，血充红了脸。为了运涛受害，已往的仇恨，又升到他心上，他心里实在难受。清醒了一下头脑，才忍过去。他说：“现在革命形势不好，你在家里，要少出头露面，少惹动人家注意。咱小人家小主儿，万一惹着了人家，咱又碰不过。在目前来说，只好暂时忍过去，等着革命的高潮再来。你知道吗？”
春兰说：“我知道。”
朱老忠说：“你给运涛有什么捎的，也拿来吧！”说着，迈动脚步，走到严志和的小屋里。
这时严志和醒过来了，在炕上躺着，身上发起高烧。听得脚步声，他用一件破衣服把卖地的洋钱盖上，不想叫朱老忠知道。朱老忠一进门，看严志和脸上红彤彤的，伸手一摸天灵盖，说：“咳呀！还这么热？”
严志和说：“烧得不行。”
朱老忠说：“既是这样，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和江涛去吧。”
严志和说：“父子一场，我还要去看看他，我舍不得。”
朱老忠说：“这也不能感情用事，要是病在道上，有个好儿歹的，可是怎么办？”
严志和说：“看吧，明天我也许好了……”
朱老忠把涛他娘叫到跟前，说：“明天，我就要上济南去打救运涛，你们在家里要万事小心。早晨不要黑着下地，晚晌早点关上门。要管着咱家的猪、狗、鸡、鸭，不要作践人家，免得发生口角。黑暗势力听说咱家遇上了灾难，他们一定要投井下石，祸害咱家。在我没回来以前，你不要招惹他们，就是在咱门上骂三趟街，指着严志和的名字骂，你也不要吭声。等我回来，咱再和他们算帐。兄弟！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不按我说的办，回来我要不依你。”
严志和探起半截身子，流下眼泪说：“哥说的是。”
朱老忠又对涛他娘说：“志和身子骨不好，你就是当家主事的人儿，千辛万苦，也要把庄稼拾掇回来，咱自春到夏，风吹雨洒不是容易。一个人力气不够，就叫贵他娘、二贵、老星哥他们帮着。”
涛他娘说：“大哥说的，我一定照办。”
朱老忠说：“还有一点，想跟你说：运涛虽在狱里，春兰还是咱家人儿。她年轻，要多教导她，别叫她寻短见。叫她少出门，因为人儿出挑得好，街坊邻舍小伙子们有些风声。再说，冯家大院里老霸道也谋算过她，万一遇上个什么事儿，要三思而后行！要是她听我的话，我当亲闺女看称她，她家的事情，就是我家的事情。要是她不听我的话，随她走自己的道儿就是了，咱也不要多管。”说着，涛他娘也流下泪来。她哭哑了嗓子，上了火气，再也说不出话来。
说着话，春兰走进来，手里提着个小包袱，走到槅扇门前，又站住脚不进来。涛他娘哑着嗓子说：“孩子，进来吧！
坐在小柜上。手里拿的是什么？”
春兰把小包袱放在炕沿上，说：“是一双软底儿鞋，他在家里的时候，常爱穿这样的鞋子。还有两身小衣裳。”说着，乌亮的眼睛看看严志和，又看看朱老忠。那是她做下的鞋子，等过门以后叫运涛穿的，她想叫朱老忠给他捎去。
朱老忠说：“春兰！我还要告诉你，运涛在狱里，江涛也要去济南，志和病着，这院里人手少，你有空闲就过来帮着拾掇拾掇。你们虽没过门成亲，看着是老街旧邻，父一辈子一辈的都不错。再说，你也是在这院里长大的。”
春兰说：“大叔说了，就是吧。我一早一晚地过来看看。”
一切安排停当，朱老忠抬起脚走出来，严志和又要挣扎送他，朱老忠说：“不用，兄弟身子骨儿不好，甭动了。”就出了门，顺着那条小路走回去。走到村头，又去找朱老明，告诉他，明天要去济南，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要他多出主意，多照顾着人们点儿。
严志和跟朱老忠说了会子话，有些累了，头晕晕的。懵里懵懂地又睡着了。恍恍惚惚听得门响，睁开眼一看，是江涛回来了。江涛说：“明天就上济南去，忠大伯嫌坐火车花钱多，要脚下走着。忠大娘正在蒸干粮。”
严志和试着抬了抬身子，说：“咳！我还是想站起来。你们明天要走，扶我去看看咱的‘宝地’吧！”
“‘宝地’卖了？”江涛才问这么一句，又停住。他想：“卖了就卖了吧！”他又想起“宝地”，那是四平八稳的一块地，在滹沱河南岸上，土色好，旱涝保收。
严志和说：“这是你爷爷流下的血汗，咱们一家人依靠它吃穿了多少年，象喝爷爷的血一样呀！老人家走的时候，说：‘只许种着吃穿，不许去卖。’如今，我成了不孝的子孙，把它卖了，我把它卖了！今天不是平常日子，我再去看看它！”涛他娘说：“天黑了，还去干吗？你身子骨儿又不结实。”
江涛见父亲摇摇晃晃走出大门，紧走了两步跟出来。出门向东一拐，走上千里堤。沿着堤岸向南走，这时太阳落下西山，只留下一抹暗红。天边上黑起来，树上的叶子，只显出黑绿色的影子。滹沱河里的水，豁啷啷地响得厉害，大杨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着。归巢的乌鸦，落在杨树枝上，一阵阵哀鸣。走到小渡口上了船，江涛拿起篙把船摆过去。父亲扶着他的肩膀，走到“宝地”上。
“宝地”上收割过早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垄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粉色的小花儿。两只脚一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象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步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江涛在黑暗中看见他是在干什么，立刻叫起来：“爹，爹！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土地了！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香味了！”
江涛一时心里慌了，不知怎么好。冯老兰在父亲艰难困苦里，在磨扇压住手的时候，夺去了他们的“宝地”，这是一辈子的深仇大恨，他异常气愤，说：“爹！甭难受了！我们早晚要夺回它来！”
严志和听了，瞪出眼珠子，看着江涛问：“真的？我们还有夺回来的一天？”说着，冷不丁地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
江涛站在那里，发了一阵楞，眼泪顺着鼻沿流下来。脊梁骨一阵冰凉，象有一盆冷水，哗啦啦地淋下来，浇在他的身上，前心后心都凉透了。
第一卷 第二十四节
那天晚上，严志和病得更加厉害了。第二天早晨，朱老忠起了个五更，去叫江涛。江涛把八十块钱带在身上，走着房后头的小道，到忠大伯家里。朱老忠把他让到炕头上，吃完忠大娘亲手捏的送行的饺子。朱老忠又坐在炕沿上抽了一袋烟，看看太阳露红了，叫江涛背上两褡裢头子谷面窝窝。江涛把洋钱放在窝窝底下，朱老忠披上他的老毛蓝粗布大夹袄，走出门时忠大娘也送出来。送到村外，对江涛说：“江涛！吃饭睡觉的，你要照看他一下，他上了年纪！”
江涛回过头儿说：“就是吧，大娘！你回去吧！”
朱老忠带着一身的勇气，含着满胸的辛酸，迈开矫健的脚步，翘起胡子，一直向东走，江涛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走在外乡陌生的道路上，低下头眼前晃着运涛的面影，抬起头数着天空浮动的云朵。走着路朱老忠说：“一出了门，不比在家里，心眼里要学机灵点儿，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到了大地方，人地生疏，要多长个心眼儿才行。”江涛说：“是。”朱老忠说：“要看我的，我叫你行，你就行。我叫你止，你就止。”江涛唯唯的答应。两个人晓行夜宿，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才到了济南，走进一家起火小店里。一进店门，朱老忠就哈哈笑着，跟店掌柜打招呼：“店掌柜！咱要住间小房。”
掌柜的是一个白了头发的山东老汉，是个大高老头儿，听说有人住店，一步步走出来说：“你们住店？好说，咱就是开店的。来，住吧。”他开了一间小房。那间小房只有半间屋子那么大，屋里一条小炕，一张小桌，问：“看！这间房住得开吗？”
朱老忠说：“行，这间房住一天要多少钱？”
掌柜的说：“官价，四毛钱，吃饭另算。老客，贵府什么地方？来做什么生意？”
朱老忠说：“不敢，是河北保定地面上人，来济南看看有什么赚钱的买卖。”
掌柜的说：“山东地面上好东西多得很哪！单说这乐陵小枣吧，你别看个儿小，吃到嘴里就象蜜一样甜，没有核儿，是天下驰名的。再说，那里的驴种，个儿大毛色黑，把缰绳一抖，就瞪开眼睛哇啦哇啦地叫。”
朱老忠洗着脸，笑了说：“真好的叫驴！”
掌柜的说：“庄稼人都喜欢。俺济南也有的是宝物，黑虎泉、趵突泉、珍珠泉，你是没有见过的。南北老客们来了，没有不上大明湖、千佛山上去逛逛的，大明湖又称半城湖……”他伸手划了个圆圈，又说：“一城山色半城湖……真好的景致呀！”说着，走出去了。
朱老忠看老汉是个汉大心实的江湖人，看着江涛洗完了脸，把房饭安排好了，就走到柜房里去。柜房里没有别人，老掌柜在屋里烧火做饭，见了朱老忠，说：“老客，请坐。”
朱老忠坐在凳子上，说：“听说，咱济南有个什么模范监狱？”
老掌柜说：“有倒是有……”
朱老忠说：“这个模范监狱，怎么个模范法儿？”
老掌柜浅笑了两声说：“监狱有什么模范的？大！囚的人多！革命军一来，就抓了一些人，关在里头。”
朱老忠问：“净抓的一些个什么人？”
掌柜的听他问得根切，直起腰来看了看，说：“咱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听说是些犯‘政治’的。”
朱老忠问：“这监狱在什么地方？”
掌柜的说：“离这儿远哩。在济南，你一打听大监狱，谁也知道，出了名儿的。”说到这里，他又抬起头仔细观察朱老忠，问：“怎么，你是来看亲人的？”
朱老忠说：“那能随便看？”
掌柜的说：“那也得看犯的什么罪，偷鸡摸狗的，在咱外边是小偷，谁也不敢招他，可是到了监狱里，是罪过最轻的。最怕犯上‘政治’，这年头一着那个边儿，不是砍头，就是‘无期’。是判了罪的都能看，没判过罪的，想看也不行。”
朱老忠问：“为什么？”
掌柜的说：“他怕你串供呀，他要是拿不住你的把柄，可怎么判你罪呢！”
朱老忠听到这里，摇了摇头，心里说：“可不知道怎么样？”
朱老忠向这个老头打听好了大监狱的座落，带着江涛，走到大街上，买了一些礼物，拿着严知孝的信，到省政府去。到了省政府的红漆大门，门前有两排兵站着岗。朱老忠拍了拍江涛身上的土，说：“孩子！我在门前等着，你进去，不要害怕，仗义一点儿。见了人，说话的时候，口齿要清楚，三言两句就说到紧关节要上，不能唔哝半天说不出要说的事情……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着，咱不见不散。”
朱老忠在门前看着，江涛扬长走进去，等了吃顿饭的工夫，江涛才走出来。朱老忠笑着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走到背角落里，笑着问：“孩子！怎么样？见着了吗？”
江涛说：“正好见着了，晚来一会就不行。”
朱老忠笑了笑，问：“结果怎么样？跟我说说。”
江涛说：“他说这案子是军法处判的，不属他们辖管。看看可以，别的他们无能为力。”
朱老忠又说：“他问什么来？”
江涛说：“他问严先生好，一家子净有些什么人儿……”
朱老忠听着，倒象是个可靠的人。他们又在大街上买了火烧夹肉、点心、鸡子什么的，等明天一早，赶到大监狱去探望运涛。
第二天，是个阴湿的日子，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下着蒙蒙的牛毛细雨，石板路上湿滑滑的。朱老忠和江涛踩着满路的泥泞，到模范监狱去。走了好大工夫，到了监狱门口。江涛一看见高大的狱墙，森严的大门，寒森森得怕人，不知不觉两腿站住。朱老忠悄声说：“走！”用手轻轻推了他一下，两人不慌不忙，走到门前。朱老忠说：“你等一等，拿信来，我先进去看看。”
江涛在门外头等着，朱老忠走进大门，到门房里投了信。一个油头滑脑的家伙，看了看那封信，拿了进去。等了老半天，才走出来嘻嘻哈哈笑着，说：“来，我帮你挂号，有几个人？”
朱老忠说：“两个人。”
那人替他们领了一块竹板牌子，递给朱老忠。朱老忠看他回了门房，才走出来，下巴向江涛点了一下，说：“来！”江涛跟着朱老忠走进去。两个人弯着腰上了高台石阶，又走过一段阴暗的拱棚长廊。河里没鱼市上看，一过石门，那探监的人可真多呀！有白发老祖父来看孙子，年轻的媳妇来看丈夫，也有小孩子来看爸爸的……
他们顺着一排木栅子走进去，那是一排古旧的房廊，用木栅隔开。他们立在第十个窗口下边呆住，小窗户有一尺见方，窗上钳着铁柱子，窗棂上只能伸过一只手。他们靠在木栅上，等和运涛见面。每个窗口都站着很多人，就是这个窗口人少，只江涛和朱老忠两个。人们见他两人醇醇实实，庄稼百姓样子，都扭过头来，睁着大眼睛看。
狱里的房屋破烂不堪，有的屋顶倾斜着，坍塌了，长了很多草。秋天缺乏雨水，草都枯黄了，风一吹动，飒飒响着。
屋里异常潮湿、黑暗，屋角上挂满了蛛网。
江涛正在楞着，听得一阵铁链哗啷的声音，掉头一看，走出一个人来。浓厚的眉毛，圆大的眼睛，缓步走着，叮叮当当，一步一步迈上阶台，定睛一看正是运涛。几年不见，他长得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庞，脸上黄黄的，带着伤痕。他怀里抱着铐，脚上拖着镣，一步一蹶走进门口。大圆圆的眼睛，如同一潭清水，陷进幽暗的眼眶里，显得眉棱更高，眉毛更长。一眼看见江涛站在窗外，楞怔着眼睛呆了一会。当他看见忠大伯也来了，站在江涛的后面，他紫色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两下，似乎是在笑。沙哑着嗓子招呼说：“江涛，忠大伯，你们来了！”
江涛静默着，站在窗前，睁着黑眼睛盯着运涛，说：“哥，我们来看你！”
朱老忠也走前几步，扒着小窗户说：“来了！我们来看你，孩子！”
“好！”运涛出了口长气，说：“见到你们，我心里也就安下来。奶奶可好？”
江涛迟疑了一刻，才说：“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运涛听到这里，他仰起脸望着天上，沉重地说：“老人家去世了！爹和娘呢？”
忠大伯打起精神说：“你爹病了，要不，他还要亲自来看你。你娘可结实。”
运涛凝神看着江涛和忠大伯，有吃半顿饭的工夫。他心里在想念故乡，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不管什么时候，奶奶一见到他，就会默默地笑。他始终不能忘记奶奶，那个可爱的老人。随后说：“告诉你们吧！”他用手摸索着磨光了的刑具，继续说：“江涛、忠大伯！我想，我完了……爹娘生养我一场，指望我为咱受苦人做主心骨儿……可惜，我还这么年轻，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一生！”说着，连连摇头，眼上挂下泪来，象一颗颗晶莹的珠子，着实留恋他青春的年岁。又说：“哎！我并不难过，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江涛，今后的日子，只有依靠你了！你要知道，哥哥是为什么落狱的。”说到这里，乌亮的眼睛盯着忠大伯，老人直着脖子在看着他。他猛地抱起手铐，带动脚镣，踏步向前，好象坚决要走出铁窗，和亲人握别。老看守走上去，把他拦住，说：“到了，到了，时间快到了！”说着，拽起运涛向里走。运涛把脚一跺，生着气，抖动肩膀，摇脱了老看守的手，又仰起头来，瞪起眼睛要望穿青天。咬紧牙关说：“江涛！望你们为我报仇吧……春兰呢？”
说到这里，他又长叹一声，说：“啊！我们失败了！”
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和工农大众得到失败！
忠大伯说：“春兰在等着你！我们都说好了，等你回去，给你们成家。”
老看守说：“什么时候，还说这种话。”说着，连推带搡要把运涛带走。运涛伸出拳头，张开大嘴喊：“打倒蒋介石！
打倒反动派！”喊着，一步一步走回去。
江涛眼看哥哥拖着脚镣，头也不回，走回监狱，楞怔着眼睛呆住。老看守捵着胖胖的大肚子，努着嘴瞪着眼睛说：
“走吧，走吧，走开吧！”伸手要关那个小窗户。
忠大伯急忙走上去，拦住他的手，说：“劳你驾，我们还给他带来点吃的东西。”
老看守撅起嘴，开开窗户伸出手来，不耐烦地说：“拿来！”
忠大伯拿过东西，递上去，把春兰捎来的小包袱也递给他。老看守把东西放在小桌上，打开纸包，歪起脖子这么看看，那么看看。又从怀里掏出根银钎子，这么插插，那么插插。然后，啪哒地把小窗户一关，把东西带走了。
忠大伯冷冷地对着关上的铁窗，怔了老半天。江涛说：“忠大伯，咱们回去吧！”这时，忠大伯才猛醒过来，说：“嗯，走！”才低下头去，慢吞吞地走出监狱。江涛扶着忠大伯走回小店，忠大伯迷迷怔怔地蹲在炕头上，不吃饭也不说话，抱着脑袋趴在膝头上，昏昏迷迷地睡了一觉。
江涛心里七上八下，直绞过子。反革命要夺去运涛年轻的革命的生命，他心里酸得难受，甭提有多么难过了！他想这场官司打过去，说不定要失学失业。父亲要完全失去家屋土地。于是，他心里想起贾老师的话：“……要想改变这条苦难的道路，只有斗争！斗争！斗争！”
哥哥从小跟父亲种庄稼，年岁大了，父亲给人家盖房，他就成天价粘在园子里，拍土台、打步蛐、捉梨虫、上高凳，几行子梨树，不用母亲和祖母动手，钱就到家了。每天，天不明他就起身给母亲挑水。天还没黑下来，就背起筐给牛上垫脚。夜晚，让父亲好好睡到天明，哥哥把牛喂个饱……如今他为了革命陷进监狱里了！
运涛自从那天晚上，和春兰离别，走到前边村上，和一个同志下了广东，交了党的介绍信，到了革命军——自从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曾经调了不少优秀的党团员，到广东参加革命军。
当时广东是革命发源地，运涛在革命军里受了很多马列主义教育。一个青年人，从乡村里走出来，投入革命的洪流，一接触到民主自由的生活，自然有惊人的进步。组织上看他操课都好，无产阶级意识又很清楚，允许他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参加了国民党。不久，革命军誓师北伐，他们开始和国民党员们并肩作战。时间不长，他当了上士，当了排长，又被保送到军官学校受短期训练。
当他开始作见习连长的时候，北伐战争正在剧烈，他怀着祖父和父亲几代的仇恨，奋勇百倍的行军作战。在战争空隙里，也常常想起家乡：幼时，他在千里堤上玩耍，在白杨树底下捉迷藏游戏，在浅滩上玩水，在水蓼中捉野雁。春天，那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的梨园，他们在梨树上捉棉花虫儿，装在瓶瓶里，拿回家去喂鸡……一连串儿时的乡土生活，从他脑子里映过。他想：在那遥远的北方，可爱的家乡还被恶霸地主们把持，被黑暗笼罩！又想着，带领革命军到了家乡的时候，怎样和忠大伯、明大伯，团结群众，起来打倒冯老兰，建立农民协会，建立起民主政权……于是，他更加努力进行工作。除了行军作战，还要宣传政策，发动群众。
不久，他们打到一条长河上的桥梁，封建军队在桥头顽强抵抗。他们只好沿河构筑工事，决心攻下桥头堡垒，把军队运动到河流北岸去。革命军决心作攻坚战，他们风雨不休，一直在这条战线上攻击了五昼夜。在白天枪声稀落的时候，他趴着战壕，瞄准敌人射击的时候，还在想念着妈妈、父亲，想念着奶奶和忠大伯。一个个和蔼的面容，如在眼前。在野炮轰鸣，赤色的飞虻，象蝗群一样在头顶上飞过。那时，他还想念着春兰，那个黑粹脸儿，大眼睛的姑娘。在战斗的晚上，月明星稀，天光凉冷，他怀里抱着一支枪，趴在战壕上，脑子里老是想着他的母亲，嘴里轻轻念着：“妈呀！知道吗，你的亲爱的儿子在和封建军阀作战。妈呀！知道吗？你亲爱的儿子，已经几天不吃饭了！妈呀！你知道吗？你亲爱的儿子身上穿的衣服，挡不住夜晚的寒风呀……”
就在那天晚上，月亮很高，星星很稀，他们带领铁军健儿，冒着敌人的炮火，攻下了这座桥头堡垒。……
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一幕幕难忘的场景过去了，再也想不到，今天反动派把他们砸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湿的监狱里。
江涛心里想着哥哥的遭遇，眼前晃着铁栏里那张苍白的脸。朱老忠醒过来，看见江涛呆呆地出神，心疼得死去活来，他站起身，咂着嘴走出走进，象手心里抓着花椒。吃饭的时候，亲手把面条拨在江涛的碗里，劝他多吃点。睡觉的时候，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江涛睡着，他才睡下。晚上结记给江涛盖被子，怕他受了风凉。老年的心，放也放不平。
为了营救运涛，江涛又上省政府跑了一趟，结果又垂头丧气地走回来。看是没有希望了，忠大伯也不问他，只是合着嘴蹲在炕头上。不声不响，蹲了一天一夜。那天早晨，江涛说：“大伯！咱再去看看我哥哥吧，老远的走了来，弟兄一场，多见一次面……”
忠大伯说：“走！”还是合着嘴不说什么。
忠大伯带上江涛走出小店，两个人在马路旁走着，马路上人来来往往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们的心情。到了监狱门口，有个穿黑制服的办公人，站在高台大门前。忠大伯用手捅了江涛一下，叫他停住。一个人走上去说：“借光！
我们来看一个人。”
“看谁？”那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叫什么名字？”
忠大伯说：“严运涛。”
“严运涛，是个政治犯！”那人好象很熟悉运涛的名字。抬起头想了想，嘟嘟哝哝地说：“这是不许轻易接见的，除非有信。”他仄了一下脑袋，象忘了什么又记起来，又抬头思摸了一下。
听得说，朱老忠向江涛要过信来，向前走了两步，把信交给他。那人看完了信，领他们到里面去，领出牌子来。又通过那条阴湿的过道，走到小铁窗户前面。
吃顿饭的工夫，有两队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凶煞似地，从里面跑出来，后头有人挟着运涛走出来。这次见面，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
江涛看见哥哥带着手铐脚镣，叮当地走着，一步一步迈上阶石。运涛睁着大眼睛，一眼看见江涛和忠大伯，看见忠大伯眼里滚出泪珠子，眼圈也红了。他今天不同那天，脸上红红的，鬓角上青筋在跳动，头发蓬乱，披在脸上。也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在监狱里起了什么变故！
江涛合着嘴，绷紧了脸走上去，忠大伯也跟着走到小窗户前面。探监的人们，看见运涛在小窗户里的样子，都走过来看，一时把小木栅栏挤满了。有几个士兵走过来，举起鞭子，在人们头上乱抽：“闲人闪开，闲人闪开！”等人们走开了，江涛走上去说：“哥哥！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运涛站在铁窗里，叉开两条腿，问：“你们要回去了？”
忠大伯说：“唔！我们要回去了，再来看看你！”
这时，运涛气呼呼地扬起头来，看着远方，响亮地说：“回去告诉老乡亲们！我严运涛，一不是砸明火，二不是断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劳苦大众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我们在前方和封建军阀们冲锋陷阵，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眼看就要冲过长江北岸，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了。蒋该死的，他叛变了！和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们勾结起来，翻回头来，张开血口，屠杀共产党和广大工农大众……”
他讲着，掀动浓厚的眉毛，睁开圆大的眼睛，射出犀利的光芒。讲到“蒋介石集团叛变中国革命，使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从雪亮的眼睛里抛出几颗大泪珠子。
朱老忠听得运涛讲话，振起精神，暗下说：“好，好小伙子，有骨气！”
不等运涛再说，站出一个凶横的家伙，长着满脸横肉。伸出手，啪！啪！啪！连打几个嘴巴。说：“妈的！你疯了？你疯了？直是骂了一夜的街！”
看见大兵打运涛，江涛瞪着血红的眼睛气愤了，他想伸出拳头大喊几声。可是，伸头一看，两旁站的尽是带枪的兵……看着哥哥挨打，他心里痛啊，暗里流泪呀。忠大伯惊诧地说：“咳呀！他疯了？他疯了？亲人们！看，不如不看，这比刀子剜心还疼！”
运涛到了这刻上，他什么也不怕了。他更加愤怒，瞪出眼珠子大喊：
“打倒刮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运涛喊着，嘴上的血流到下巴上，滴满了衣襟。这时，看的人越聚越多，齐声说：“真好样儿的！”暗里惋惜：“象个共产党员！”
士兵们抓住运涛，要把他拉回去。拉到门口，他不理睬劈劈啪啪落在头上的鞭子，瞪出血红的眼睛大声喊叫：“江涛！忠大伯！回去告诉我爹，告诉明大伯，告诉妈妈和春兰。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朱老忠直着眼睛看着运涛，拽起江涛，斤斗骨碌跑出来，一直跑出大门口，还气喘嘘嘘的。江涛看见了哥哥愤怒的样子，攥紧拳头，气昂昂地走回来。回到小店里，蹲在炕上，低下头，用袖子捂上脸，不忍看见反革命们对哥哥凶横的摧残，他们要把运涛囚禁在黑暗里度过一生！
店掌柜的见他们一天没吃饭，走进来招呼，说：“怎么还不吃饭？这街上嚷动了，说大监狱里囚着一个硬骨头的共产党员，好硬气的人物！”又同情地嘟嘟哝哝说：“他们这‘革命’呀，可不如这好汉子刚强，他们欺软怕硬！”
朱老忠听话中有因，凑过去问：“店掌柜！怎么说他们是欺软怕硬？”
“我给你们说说吧！”店掌柜打火抽烟，和忠大伯坐在一起。说：“今年夏天北伐军打到济南城，日本兵关紧城门，把住城墙，不许他们进来——这地方早就住着许多日本兵——眼看就要跟他们开火。北伐军派外交官进城跟日本人交涉，你猜怎么样？按窝儿叫人家捆起来了。”
忠大伯缩了一下脖子问：“干什么，要开火？”
店掌柜绷起脸，摇晃着手，气呼呼地说：“咳！把那个外交官割了舌头，剜了眼了！”
忠大伯说：“八成，这仗得打起来！”
店掌柜囚了一下脖子，笑咧咧地说：“不，他们不行，他们软。这北伐军绕了个弯儿转过去了！”
朱老忠有点不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江涛，江涛也说：“革命军打到武汉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和共产党合作哩，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强硬收回外国租界。后来，他们骇怕了，镇压了工农群众，屠杀了共产党。这样以来，北伐军里就缺乏了革命性，打到济南城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官就被日本鬼子割舌头剜眼睛了！”
说到这里，店掌柜拍了拍江涛的肩膀说：“好小伙子！你是个明白人，将来一定能行。”说着，缩起脖子，嗤嗤地笑着走出去了。
朱老忠这时觉得心慌意乱，亲子情分，还是不忍回去。他又坐下来打火抽烟，想：“运涛这孩子……他要长期过着监狱生活了……”想着，目不转睛看着江涛。长圆的脸，大眼睛，和哥哥一样浓厚的眉毛，又黑又长的睫毛打着忽闪。叹口气说：“咳！多好的孩子，偏生在咱这人家。”
朱老忠自从接到运涛的信，总是替严志和父子着急，心上架着一团火。到这里，看运涛没有死的危险，心里才踏实下来。现在，全身的骨架再也撑持不住了，躺在炕上晕晕地睡着，做起梦来……梦里，他正躺在打麦场上睡觉。运涛笑模悠悠地，远远地跑来看他了。说：“忠大伯！院里下雨哩，屋里睡去。”说着，黑疙瘩云头上掉下铜钱大的雨点子，打得杨树的叶子啪啦乱响。
江涛看太阳下去，天空开始漫散着夜色，城郊有汽笛在吼鸣。他想到祖父和父亲的一生，想到朱老巩和忠大伯的一生，想到旧社会的冷酷无情。心里说：“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的！你要是没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你就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这里，头顶上象亮出一个天窗，另见一层天地。
忠大伯睡醒了一看，哪里有什么场院，哪里有什么杨树，还是在炕上睡着。他点着一袋烟，向江涛叙述了他的梦境，说：
“运涛一定能回去，能回到咱的锁井镇上！”
江涛说：“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是你想运涛想的。”
江涛在济南买了几张大明湖的碑帖，又买了二斤乐陵小枣，包了个小包袱，挂在腰带上。在山东地面买了一匹小驴，叫忠大伯骑上，江涛折了根柳枝，在后头轰着走回来。路上，忠大伯还说：“按我这个梦境说，运涛这孩子一定要回来，共产党不算完！”
江涛说：“当然不算完！反革命在武汉大屠杀以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带领革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转战湖南。他们在井冈山上会师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工农红军，建设了革命的根据地。今后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叫无地少地的农民们都有田种！”
第一卷 第二十五节
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
“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
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
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床上，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小说，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
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小说。”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
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
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
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
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
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