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二十六节
白色恐怖的年月过去，江涛眼睁睁看着哥哥被关进牢狱里，心上象钉上苦难的荆棘。他寒假暑假回家帮助父亲料理家事，参与劳动，一开学就又回到保定。每天下午完了课，就到校外去工作。夜晚钻进储藏室，把小油灯点在破柜橱里看书。他读完了组织上发来的《社会科学讲义》，心上好象开了两扇门，照进太阳的光亮。
他们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乡村，偷偷地把革命的种籽撒在工农大众的心上，单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
那年秋天，上级派人到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视察工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到了冬天，组织上派江涛回到锁井镇上，去发动农民，组织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
他动身的那天早晨，天上垂下白腾腾的云雾。马路上、屋顶上、树枝上，都披着霜雪树挂。江涛走到严萍的门前，伸出手去，想拍打门环，又迟疑住，想：“还是不告诉她吧！”停了一刻，才抽回手走出城来。
走不多远，天上卷起绞脖子风，推着他一股劲往前跑，想停一下脚步也难停住。又飘起雪来，急风绞起雪霰，望人脸上扑，浑身冷飕飕的。江涛脸上冻僵了，鼻子也冻红了。
一大团一大团的雪花从天上旋卷下来，纷纷扬扬，象抖着棉花穰子。雪片洒在地上，唰哩哩地响着。
一直跑到天黑，跑得满身大汗，两腿也酸软了，他想找个地方休憩休憩。稍停一会，就觉得身上冰凉。看那边象是几棵树的影子，他走了一节地，还是看不见村庄树林，又啃啃哧哧地走回来。想蹲在道沟的雪坡下避避风，可是两条腿硬挺挺回不过弯了。棉袍子冻上一层冰，象穿上冰凌铠甲，一弯腰身上就咯吱乱响。他搓着手，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灰色的云雾没有边际。浑身楞怔了一下，想：“唉呀！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方向？”歇了一会，并没减轻疲乏，觉得身上潮湿得厉害，索性咬起牙关，一股劲地往前跑。一直跑到深夜，通过飞扬的雪花看得见贾老师的村庄了。去年春天他才来过，还记得小梢门前头那棵老香椿树，树下那口井，井台上那根石头井桩。门朝村外开着，对着一片田野。如今野外一片白，柳树上驮着满枝白雪。
他在小梢门底下停住脚步，拍打拍打门板，听不见动静。又拍了两下，还是听不见动静。一天走了两天的路，直觉得浑身酸痛，想坐在门坎上歇一下。抖动了一下肩膀，身上的雪象穰花一样纷纷落在地上。忽然间村西南传来了马蹄声，嚓嚓嚓地越来越近，骑着马的黑衣裳警察，冒着风雪跑过去了。他身上一机灵，想：“为什么在冬天的深夜，刮着风下着大雪，会有骑马疾驰的警察呢？”按一般习惯，他该马上走开。可是今天，他已经跑了一天路，身上太乏累了。一天水米不落肚，很想喝点汤水润润肚肠。他不加思索地连连拍打着门板，仄起耳朵一听，屋顶上有踏雪的声音。他想抬起头望望，有什么人在屋顶上走动。才说移动脚步伸出头去，猛地克嚓一声，一把明亮的粪叉从屋檐上飞了下来。他机警地闪进角落里。紧接着，又嗡地一把禾叉飞到他的脚下，掘起地上的泥土，迸了满脸。他一下子楞住，皮肤紧缩了一下，头发倒竖起来。尖声叫着：“是我！是我！”
屋檐上有沙嗓子的老人，厉声喝着：“你是谁？老实说！
不的话，看脑袋！”
江涛说：“是我……江涛！”他缩紧眉头，心上敲起战鼓。
头上嗡地冒出汗珠子来。
静了一刻，夜黑天里，从屋檐上探出一个头来，问：“嗯，江涛？”
听得是贾老师的声音，江涛心上松下来。说：“唔，是我。”
又等了一刻，门吱哑一声开了。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戴着毛线猴帽，弓着肩膀走出来。摸住江涛冰凉的手说：“你可来了！”又拍着他的肩膀，呲开牙齿无声地笑着。
贾老师把他拉进去，把门拴好，揭起沉重的蒿荐，让江涛进门房。屋里炕上放着个小饭桌，点着豆儿大的小油灯，有几个人围桌坐着。见江涛进来，一齐扭过头来看。地上烧着一堆柴火，照得满屋子通亮。江涛坐下来烤火，一个老人抱着那杆粪叉走进来，穿着山羊皮背褡，满脸乍蓬胡子，凑近江涛看了看，说：“同志，你真命大呀！”又拍着江涛的肩膀，伸出手指，弹得明亮的叉齿得儿地响。笑笑说：“我眼看有警察骑着马跑过去了，以为是他们偷偷藏在梢门底下，等着逮捕咱们哩！”在那个年月里，国民党在北方掌政以后，发现共产党在乡村里活动，经常派马快班和警察队下乡搜捕。
贾老师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江涛连忙站起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满脸笑着说：“冷啊，今天冷啊！”江涛拆开帽檐，取出介绍信。贾老师接过那张小纸条，走到灯下，蹙着眉梢看了看，扔在柴火里烧了。
小屋里很暖和，充满了烟熏味，牛粪尿和牛槽里的豆腥味。窗上用棉被子遮住灯光。江涛冰凉的肌肉，一烤到火上，浑身麻酥酥的，耳朵上也奇痒起来。伸手一摸，满把鼻涕样的东西，他咧起嘴，拿到眼前看了看。才说去摸左边的耳朵，贾老师两步跨过去，拽着他的手。说：“唔！摸不得，耳朵冻流了！”他怜惜地攥住江涛的手，皱起眉头说：“是呀，跑关东的人们，有不少是冻掉鼻子耳朵的！甭动它，过几天就好了。一动就要掉下来。”
人们听得说，都耸起眉头眯细起眼睛，不忍看见江涛被风雪吹打得红肿了的脸。贾老师叫他脱下棉袍，烤在火上，冰冻化开了，冒出腾腾的白气。贾老师脱下自己的皮袄，给江涛披上。又跑进里院，待了一会，端出一大碗杂面汤来，说：
“江涛！吃了吧，吃下去就暖和了。”
江涛端起碗来，正在喝着汤，背后走过一个人来，抬起手照准江涛的脊梁上，邦啧就是一拳，又伸手拧过他的右胳膊，背在脊梁上。江涛左手摇摇晃晃，差一点把面碗扣在地上。贾老师伸手接过去，笑了说：“哈哈！别洒了面，别洒了面。”
江涛回头一看，这人细高个红脸膛，高鼻骨梁儿，是同班的同学张嘉庆。他今年秋季才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因为性格有点暴腾，人称“张飞同志”，目前正在县委机关里工作。
张嘉庆也是在贾老师教育之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自从受了党的教育，开始阅读革命文学。一读了革命的诗歌和小说，饭都忘了吃，觉也忘了睡。从此，他衣服喜欢穿破的，饭喜欢吃粗的，一心信仰共产主义，同情工农大众。夏天带着穷孩子们去打棉花尖，冬天坐在牲口棚里的热炕头上，给长工们讲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拉着红军上了井冈山，讲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讲当家的剥削做活的，讲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有几次被他父亲看见，觉得很离奇，转着眼珠想：“嗯，这孩子净爱和受苦人在一块打练。”问他干什么，他说是在讲《三国演义》，要不就说是想拱拱“牛子牌”。父亲觉得，他和穷棒子们常在一块，学不了出息，要想个法子绊住他。教他骑马打枪，行围射猎。买来了苍鹰、细狗、打兔子的鸟枪，请来了熬鹰的把式，说：“这个玩艺，又文明又大方。”
寒假、暑假、春冬两闲里，他带着木头厂子里的伙计伍老拔，带着长工和穷孩子们去打猎。学会了用快枪打兔子打鸟。光费的那子弹就有几筐头子。打住了也不跑去拾，任凭穷孩子们乱抢。打完了猎，就带着人们趴在墒沟里，讲革命故事。从此他学会了骑马打枪。
今年秋天，县委要在滹沱河与潴龙河两岸开展秋收斗动。张嘉庆接受了党的任务，回到家乡一带，开展群众运争。成天价在大树底下给人们讲“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是怎样富的”。伍老拔听得不耐烦了，故意刁难了他几句，说：“张飞！甭瞎摆划，你家十亩园子百顷地，住的是青堂瓦舍，穿的是绫罗缎匹。成天价跟俺穷人念这个闲杂儿！也不过是快活快活嘴，拿俺穷人开心！”
张嘉庆说：“别着急呀！时刻一到……时刻一到，这庄园地土都是农民们的。”
伍老拔把脸一沉，说：“你说这话，真吗？”
张嘉庆看他不相信，急得摇着脑袋，喷着唾沫星子，说：
“准！你看着，时刻一到……”
伍老拔不等他说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什么叫时刻一到？我缸里没有米，坛里没有面，饿得大小耗子都吱吱乱叫。光听你摆划这个，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真是开玩笑，我看你是个莽张飞。”说着，抬起腿就要走开。
张嘉庆被他呲打了一脸火，人们在一边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看情况不好，红了脖子粗了筋，赶上去说：“咱们得组织起来呀！”
伍老拔停住脚，楞着眼睛问：“组织什么？”
张嘉庆说：“组织农会、穷人会……”
伍老拔生气地把脚一跺，说：“组织个蛋，你得显示出来给俺穷人们看看！”
张嘉庆碰了个硬钉子，打了几天闷工，反复思量：“怪不得说，不是工农出身，就是不行，说话群众不肯信。”过了几天，张嘉庆又到木头厂子里去找伍老拔，说：“给你们看看，抢我爹大井上那二十亩棉花吧！我领头儿。”
伍老拔看出张嘉庆是个实打实的人，是真心革命的，就辞退了木头厂子里的活，跟着他跑起革命来。组织起农会、穷人会、弟兄会。眼看到了黄秋九月，收拾棉花的时候到了。张嘉庆和农会里人们订下“日头正午，打鞭为号”，要领导穷苦人们抢棉花。
到了那一天，来抢棉花的人真多，打着包袱的，背着口袋的，好象看戏赶庙场的一样。看看天刚乍午，时间就到，人们一群群一伙伙，黑压压地涌上来，象暴风雨前的黑云头。张嘉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腰里束着一条黑布褡包，把衣裳襟掖在褡包上，登在大车上，两手举起轰车的大鞭，朝天空上啪，啪，啪，连打三鞭，抽得震天价响。人们听得鞭声，哇呀地呐喊了一声拥上去，把一地白花花的棉花抢光了。张嘉庆他爹，那老头子听得说了，踉踉跄跄，喘着气跑了来，丧气败打地直骂街。张嘉庆说：“骂什么街，秋天快过了，人们还没有过冬的衣裳！”
说着又打三鞭，人们一拥，又抢了邻家财主一块玉蜀黍。这一下子撑起人们的腰来，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动手。张嘉庆又连打起鞭子，向西打，抢完了西财主家的。向东打，抢完了东财主家的。这一带的秋收运动，就顺势开展起来了。
地主们都来找张嘉庆他父亲，直气得他死去活来。说：“人的禀性难移，这孩子也不知道迷了哪一窍，一辈子也算完了。”从此，张嘉庆跟着贾老师革起命来。等运动过去了，人们异口同声说：“共产党不是说空话，是办真事的。”这一天，江涛看清是张嘉庆，说：“张飞！你乍什么刺？”老人也连连摇手说：“咳！青年人好久不见了，亲热得不行呀。”贾老师看着他的两位得意的学生，笑着说：“二位同窗，今天又碰到一块了。他去河南区，你去河北区，比比看，看谁搞得更红火一点。”
江涛连忙握住张嘉庆的手，说了一会子久别重逢的话。张嘉庆和那几个人办完了事，披起布袋要走。走到门口，贾老师又拽回他们，说：“等等，你们得装扮装扮再走。”
张嘉庆问：“怎么装扮？”
贾老师说：“把鞋子倒穿上。”
张嘉庆又问：“这是干吗？”说着，脱下鞋子，倒踩在脚上。
贾老师拿了几条麻绳来，给嘉庆他们把鞋子绑在脚上。说：“这么一装扮呀，马快班就不知道你们是从那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上那儿去的，不好跟踪你们。”他把梢门开了个缝，送他们出去。张嘉庆试试走着，说：“还是老师办法多！”
贾老师看着他们走远，才回来对江涛说，“你来得晚了，各区的会才开完。咱们俩谈谈吧！”他笑眯眯地握起江涛的手，问，“你说，你懂得乡村吗？”
江涛听贾老师问得离奇，用木棍拨着火堆，火光在眼前闪亮。他说：“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当然懂得乡村呀！”
贾老师又问，“你懂得农民吗？”
江涛说：“我老爷爷是农民，爷爷是农民，父亲年幼里是农民，大了学会了泥瓦匠，带上点工人性儿，怎能不懂得农民哩！”
贾老师说：“好，你可不能吹！”
江涛烤了火，吃了饭，身上解除了疲劳，听贾老师说了句逗趣的话，兴奋劲儿就起来了，说：“跟别人嘛，还可以吹吹，跟老师那能瞎吹！”他说着，又向贾老师凑近了一些，说：
“来吧，请你分派工作。”
贾老师斜起眼睛，瞟着他说：“我想先听听你的汇报！”
江涛说：“你听我什么汇报？自从离开县里，咱们又没有直接的关系。”
贾老师说：“请你汇报锁井镇上封建势力的情况，还要请你多加分析，我才能明白。”
江涛摸着脖子，说：“这，我还没有准备。”
贾老师笑了笑，说：“看，说你甭吹嘛，非吹！”江涛呲开牙，笑了说：“吹吹也没关系，又不是对外人。”他的两只大眼睛，慢悠悠地转了转，说：“来，向你汇报。”
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了几片干柴，烧得毕毕剥剥地乱响，火光照到他们脸上，照得墙上黄澄澄的。江涛清了清嗓子说：“我年幼的时候，听得运涛说过：锁井镇上，在老年间发过几场大水，趁着荒涝的年月，出现了三大家……
“论势派，数冯老洪。他的大儿子冯阅轩，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了业，到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现在是晋军的骑兵团长。
二儿子叫冯雅斋……
“论财势，数冯老兰，有的是银钱放帐。三四顷地，出租两顷多，剩下的土地，雇上三四个长工，还雇很多短工，自己经营。大儿子冯月堂，在外边混点小事儿。二儿子冯贵堂，上过大学法科，当过军法官，现在回家赋闲。三儿子冯焕堂，是个不平凡的庄稼人……”
贾老师板起脸，斜起眼睛听着。听到这里，把巴掌一拍，打断江涛的话，说：“哎！我们的对头到了，冯老兰是今年割头税包商的首脑，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江涛紧跟上说：“对，冯贵堂早就想做这类买卖。本来冯老兰是个老封建疙瘩，盘丝头，钢镐劈不开的家伙。冯贵堂在他面前甜言蜜语，不知说了多少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冯老兰才把钥匙撒给他……
“第三家是冯老锡……
“锁井镇上三大家，方圆百里出了名，一说冯家大院，人们就知道是冯老兰家。一说大槐树冯家，人们就知道是冯老锡家。”
贾老师听到这里，又说：“好，好啊！谈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一籽一瓣儿地谈。只有深入了解乡村，才能做好乡村工作。你还没有讲明白锁井镇上的剥削关系。”
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上两片柴，把火拢欢，腾起满屋子烟气。老人拎了把水壶来，放在火上，嗤嗤地响着。想叫他们喝开水。
江涛说：“冯老兰的老代爷爷，是经营土地，种庄稼，有的是陈粮食。到了冯贵堂，开始在乡村里做买卖，开下聚源号杂货铺、聚源花庄。这些铺号，都经手银钱放帐。冯老兰一看赚钱多，也就没有什么话说。冯老洪这家伙爱吃，开下了鸿兴荤馆。各院姑娘媳妇积攒下体己，开下四合号茶酒馆。锁井镇上，自从有了座铺，成了有名的大镇子，掌握了四乡的经济流通。三大家趁着荒涝的年月，收买了很多土地，撵得种田人家无地可种了……
“他们赚了钱，放高利贷。锁井一带村庄，不是他们的债户，就是他们的佃户……打下粮食，摘下棉花，吃不了用不完。把多余的钱供给姑娘小子们念书，结交下少爷小姐们做朋友。做起亲事，讲门当户对，互相标榜着走动衙门。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撒下了多财多势的网。在这网下，是常年受苦的庄稼人……”江涛说到这里，缓了一口气，接着说：“马克思主义，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自从冯家大院做起买卖生意，冯老兰和冯贵堂的脾性上都有了变化。”
江涛两只手指划着，越说越快。贾老师眯起眼睛，看着江涛的眼色、神气，听着他的声音。一个憋不住，喷地笑出来，说：“好，从这地方看，你的社会科学算是学通了。”
夜深了，非常静寂，只有窗外的风声，雪花飘在地上的声音，牛嚼草的声音。老人还是走出走进，在房顶上放哨。贾老师听完了江涛的汇报，伸手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在农民问题上，你比我强。我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组织上派我回来开辟工作的时候，可遭了难啊！运涛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现在他长期陷在监狱里。这次才去信把你调回来。”他谈到这里，又镇起脸孔，对运涛有深远的回忆，他不能忘记，在农民伙里，那是一个好同志，更是一个好朋友。又说：“啊！几年河东几年河西呀，这才几年，你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分析问题这么细致，这么深刻。”又说：“老头子们要迈开大步紧赶，才赶得上啊！”他无声地笑着，抬起头来看着窗外，象有极深刻的考虑。
贾老师很爱斜起眼睛来看人，还有个习惯动作，一到紧急关头，常是举起右手，颤抖着说：“……因此，要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决心。他在斗争中，确实是坚强的，在天津住监狱的时候，上午出监门，下午就走上工作岗位。
贾老师又说：“关于冯老兰本人的材料，再请你供给一些好不好？”江涛把冯老兰陷害大贵，又要夺去春兰的话一说，贾老师就火气冲头了，咬着牙齿，瞪着眼睛，恨恨地说：“这个材料，好深刻呀！一针见血，我们的死对头！”
他听完江涛的汇报，一直在笑着。伸直胳膊，在头顶上搓搓手，说：“你给我上了一课！这方面的东西我不再谈了，比方象你说的，封建势力用地租、高利贷，捆住农民的手。可还有一样，你没有说。”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江涛，江涛扬起脖颈想了一刻，也想不出什么。贾老师盯着他，摇摇头说：“政权，同志！谈起封建势力，怎能不谈到政权问题？他们用政权把农民压在大山之下呀！”
江涛连连点头说：“是呀，我倒忘了。”
贾老师说：“他们用政权这个专政的武器，颁布了很多苛捐杂税，最近又搞什么验契验照、盐斤加价、强迫农民种大烟，还有印花税什么的。他们要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生活资料夺去，农民再也没有法子过下去了，要自己干起来呀！我们共产党的责任，按目前来说，就是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按季节，按目前农民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最关切的一环——进行反割头税运动，就势冲击百货税！
“蒋介石颁布割头税，增加百货捐，是为了搜刮一批银钱进行剿共。而这班子包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养家肥己。农民们眼看一块猪肉搁进嘴里，土豪恶霸们硬要拽走。我们以反割头税为主，以包商冯老兰为目标，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以后，还要发动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老鼠拉木杺，热闹的戏还在后头唱！”说到这里，他弯下腰，斜起眼睛，转着眼珠想了老半天。又说：“贫农养猪，中农养猪，富农养猪，中小地主也养猪。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来一次公开合法的斗争。可是要注意一点！”他攥紧两只拳头，用全身的力气向下捶着，说：“主要是发动贫农和下中农。要是忽略这一点，将来我们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说着，脸上冒出汗珠子。鼻子向上皱了皱，幽默地笑了，拍着江涛说：“考虑考虑，我谈的有错误吗？嗯，请你不客气的批评。”
江涛忽闪着长眼睫毛，看着房顶上的烟气，呆了半天才说：“是呀，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一环！”贾老师说：“要细致、深入地发动群众。光是闹腾一下子，水过地皮湿，那还不行。我才到农村，没有具体经验告诉你，农民运动，我们还是新学习。创造去吧！创造一套经验出来……”
贾老师还没说完，老人抱着粪叉跑进来说：“不行，不行，巡警又骑着马过去了！”
贾老师睁大了眼睛，问：“多少？”
老人说：“约摸七八匹马，在雪地上，扑尔啦地跑过去。”
贾老师怀着沉重的心情，斩钉截铁说：“爷爷，你再去看看！”自从他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工作，黑暗势力的爪牙，就老是在身子后头追着他。统治阶级的军政机关，压在他的头上，觉得实在沉重。于是，他说：“干！一定要在他们的军政机关里发展党的组织，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揭他的过子！”
老人喘着气走出去，走到门口，又拿起粪叉，回过头来比划着，说：“要是发现歹人，一家伙，我就叉死他！”
江涛看着老人雄赳赳的神气，很受感动。想起刚才梢门底下的情景，又有些后怕。
贾老师向江涛布置了全部工作，最后说：“时间很紧，来不及细谈了，有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嗳，快来烤烤火。”他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
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他和江涛并肩坐下，说：“你说说，她现在怎么样？”
江涛把胳膊盘在膝盖上，把头枕在胳膊上，歪起脸看着火光，悄悄地说：“她开始读些社会科学，我们不过只是朋友罢了，我把她培养成一个对象。”
贾老师问：“不是早就成了对象吗？”
江涛说：“我说的是团员呀！”
贾老师又问：“她很漂亮？”
江涛说：“漂亮什么，活泼点儿就是了。”
正在说话中间，老人又跑进来，说：“不行呀，今儿晚上紧急呀！几个村庄上的狗都在咬，叫得不祥！”他又停止说话，张开嘴抬起头来，叫贾老师注意听。
贾老师沉了一下心，仄起耳朵听了听，果然远处有犬吠声。说：“不要紧，爷，你不要慌呀！”又对江涛说：“对不起，你也该离开这儿了。我这家，早就成了危险地带。前几天，马快班子才在前边村里传了人去。咳！时间紧促，我们还要在党内进行保密教育！”
江涛说：“好，我就走。”嘴里说走，心里实在不愿离开。身上才烤热，一说出门，就有冰冷的感觉。再说他腿痛，脚也冻肿了。
贾老师催他说：“不要犹豫，说离开就得离开，这是下决心的问题。走，我也要进城。”他换上油鞋，跺跶跺跶脚，戴上帽子就要出门。
江涛脱下皮袄，换上棉袍，倒穿着鞋子走出来。走到门口，老人又说：“要是天亮了，土豪劣绅们看见咱门前雪上有这样多脚印，可是怎么办？”
贾老师把脸凑到老人跟前，说：“天一亮就扫雪，他们光知道今天晚上这村里有动静，不知道出在那一家。”老人轻轻踏着步说：“他要硬钉呢？”贾老师说：“那也不怕，出了地边儿，就敢跟他见官儿。”老人听着，暗暗点头笑了。
江涛推门出来，一出门风在街上旋起雪花，向他身上扑过来。他走着路，贾老师积极、坚决、苦干的形象，现在眼前。出了村，在风雪里，由不得两脚跑得飞快。走不一会，回头一看，后头有个人。他心里抖了一下，仔细一看，是老爷爷扛着粪叉在后头跟着。江涛站住脚等老人走上来，问：“老爷爷！你来干什么？”
老人说：“你老师叫我送你一程，他也进城了。”
江涛说：“老人家快回去吧，天冷，雪又这么大。”
老人笑笑，用手指头拨去胡子上的雪花，说：“在紧急情况下，我能放下你不管？”江涛恳求了半天，老人才慢慢走回去。
第二卷 第二十七节
江涛停住脚，看老爷爷走远了，跑了一阵，风还在呼呼地响着，眼前雪花乱飞，直到看见门前的两棵大杨树，象穿素的白胡子老人在等待他，才松下心来。穿过冷静的街巷，转到村前，停在小门楼底下。隔着门缝，看得见小窗上还照满了灯光，映出母亲扳动纺车的影子，夜深了，老人还坐在被窝头上纺线哩。嗡嗡的低沉的纺车声，传出家庭的温暖，母亲的慈爱。老人们在故乡的土地上，从黑天到白日，从白日到黑天地劳动着。他拍着门上的吊吊儿，隔着门缝看窗上的影子：母亲慢慢停下纺锤，抬起手背擦了擦眼睛，扬起头喃喃地说：“嗯，有人敲门？”
“这工夫有后半夜了。”是父亲的声音，他才从睡梦里醒过来，咕咚地在炕上翻了个身，说：“咳！风天雪地里，有谁来叫门哪！”
江涛沉了一刻，把嘴对在门缝上，又叫了一声：“娘，是我。”
娘听得熟悉的语音，立时叫起来：“是，有人叫门！象是运涛，那声音甜甜儿的！”这时，窗户上显出母亲焦灼的影子。
一说起运涛，又勾起父亲凄怆的情绪，叹口气说：“咳，你做梦吧，别惹人难受了，他才回不来呢！”窗上映出父亲伸出两只瘦骨棱棱的大手，摸索着荷包，装上一锅烟，嘟嘟囔囔地说：“孩子是娘身上的肉啊！心连心，肉连肉啊！咳……”烟气刺激着他，一迭连声地咳嗽起来。
母亲还在扬起下颏听着，说：“唔，孩子在监狱里一年了！
人们说，要是遇上大赦，是能出来的……”
哥哥判了无期徒刑，父亲怕母亲难过，不叫告诉她，只说判了十年监禁。有时她问到，为什么也不来个信？也只是说，监狱里管得紧，不准许写信回来。她就把平时积下来的钱，买了布，做了衬衣、袜子，叫父亲寄去。多年不见运涛了，牵碎了母亲的心。在那悠长黑暗的冬夜里，两个老人怀着不同的心情，想念着孩子。江涛想：“这时父亲一定用被头遮住眼睛，偷偷地流泪哩。”寒天冰夜，他不想再惊动老人们。可是站了一会，身上冷得索索打抖，吃不住劲了。就又伸出手去，在门吊吊上轻轻拍了两下，转过墙角喊：“娘，江涛回来了！”
“唔，是有人敲门！”母亲才说伸出手在纺车上拉一脰线，那脰线没拉完又停住。仄起耳朵，听出是江涛的声音，豁朗地笑了。门声一响，嚓嚓地踩着厚雪走出来。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急着问：“是谁？”
江涛说：“是江涛，娘！”
门吱扭地开了，涛他娘看见江涛站在她的眼前，尖声叫起来：“嘿呀！我儿！你打那儿来？深更半夜的！”伸手拉住江涛的手，拽进屋里，在灯下一看，他浑身上下尽是雪，拿起笤帚扫着。雪落在地上，老半天也没化了。
严志和见江涛回来，翻了个身，趴在被窝口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说：“呵！有后半夜了！天亮了吗？”又扭头看了看，雪光照亮了小窗。
涛他娘暗自流下泪来，说：“看，这么冷的天！脱了衣裳睡下吧！”母亲叫江涛坐在炕沿上，动手给孩子扒鞋子。鞋连袜子冻在一起，扔在地上咕咚一声响。
涛他娘见孩子受了苦，心里又难受起来，说：“快年下了，你爹早就说，江涛快回来过年了。还给你留着好吃的哪！”她又想起运涛：“那孩子，他也该来个信了，嗯！”
江涛睡在母亲的被窝里，被上有娘的温暖，有娘血汗的香味。这时，他身子骨累得瘫软了，连翻个身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蜷伏着身子，呼鼾着，齁齁地睡着。严志和心里想：“今年还没过腊八儿，他就回来了，似乎比往年早了几天。而且是在冰天雪地里赶回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他才想张口问一问又停住，想：“还是不要惹起她吧，又要想念运涛了。”他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翻上倒下地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把饭做熟，坐在江涛头前，轻轻抚摸着他的两颊。看他匀正的脸盘，微闭的眼睛，不由得笑了。见他嘴唇的棱沿上有些苍白，悄悄地凑过去，想亲孩子一下。当她想到，孩子已经长大，长成大人了，脸上又麻苏苏地不好意思起来。正在犹豫，江涛一下子醒过来，伸开手打个舒展，笑着说：“娘！妈妈！”伸过两条茁壮的胳膊，把娘的两只手搂在怀里，说：“我可想你哩！”
娘笑着看了看江涛，说：“娘想儿，是真的。儿想娘，是假的。”她又走出去拿穰柴，给江涛烘烤衣服。这时，她心上说不出有多么愉快，不知不觉，嘴里念出一首儿歌：“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背后，把媳妇背到炕头儿上。‘媳妇，媳妇，你吃吗？’‘我吃白面饼卷白糖。’‘娘呀娘，你吃吗？’‘我吃秫面饼卷屎克螂。’孩子一有了媳妇，就把娘忘了！”
江涛说：“我可忘不了你。”
娘说：“你还没娶媳妇哩。起来吧，该吃饭了。”说着，又眯眯笑着，说：“唉！当娘的，就是希罕不够你们，一个个长硬了腿，就跑了……我先说给你，可不能再去跑那个‘革命’。嗯，你哥哥在监狱里，多咱想起来就象割我的心。唉！为你哥们担多大的心哪，咱不‘革’那个‘命’吧！谁要是愿意欺侮咱，只要他不指着咱的名儿，不骂到咱的门上，就别管他。”
江涛说：“不啊，娘，咱不能受一辈子欺侮。”
娘说：“算了吧！别那么大气性。有杀死人的，那有欺侮死人的？”
娘把饭端到炕桌上。为了江涛回来，她特别搭置了整齐的饭食：白高粱米饭，搁上大黄豆。玉蜀面的饼子，蒸咸菜也搁上大豆芽。又端上一碗蒸鸟肉，娘说：“这只鸽子，还是你爹在小雪的那一天打住的，舍不得吃。说：‘给江涛留着吧！’我把它拿盐腌上，留到这咱。”又拍起手儿笑着说：“谁也值不得吃，就是俺江涛值得。”
饭和菜在桌子上冒起腾腾热气，满屋子飞腾着蒸腌肉的香味。娘拿过袜子、鞋子、棉裤袄，烤得干干的。江涛刚穿好衣裳，严志和扫完雪回来吃饭了。胡髭上挂着细小的冰珠，冰珠化了，顺着胡髭流下水来。
严志和用棉袖子擦擦胡髭上的雪水，拍拍裤角上的泥土，爬上炕去。涛他娘递过一个小木凳，严志和就在炕上戳着腿坐起来。在他年幼的时候出了绝力，一上了年纪，两条腿再也回不过弯来。在地上不能蹲着，上炕不能盘腿。严志和一想起这点老毛病，就对人说：“咳！人哪，可别上了年纪，一上了年纪，不如人的事儿可就多了。”今天，他坐在炕上，一边拿起筷子，嘴里不住地哼哼拜拜地唉声叹气。
江涛吃着饭，又在想着反割头税、反百货税的事：“这反割头税，要从生活最困难的、最穷苦的人家下手……”想着，推开饭碗走出去。
严志和把眼放在窗棂上，对着桃形的小玻璃看了看，说：“江涛！才回来，不跟你娘说会话儿，有什么心事，腿这么快！这样大的雪，你上哪儿去？”他又抬起下颏想：“他一定又在跑碴什么是非。”
江涛说：“我去看看我老套子大伯。”一面说着，就走出去了。
这样大的雪，一直下了一天一夜，还在下着。好象撕棉破絮一般，积在地上一尺多厚。脚一蹬下去，咯吱吱地乱响，陷下去老深。走雪如走沙，一抬脚一迈步都很费劲。屋檐上树枝上，雪象棉条向下垂着。门前小场上有几只花野雀，找不到食儿吃，围着草垛吱吱喳喳乱叫。积雪的大地，一望无边，闪着刺眼的光芒。江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行人。
走到老套子的门口，揭开蒿荐，低下头弯腰走进小屋。老套子驼了背，有点喘了。他扛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家屋。住着人家一间土坯小屋，土窗上插着两根横棍，糊上一张烧纸，风一吹呜呜地响。半截土炕上安着个锅，地上放着一个破席篓子、半截破水缸，炕上有个烂煎饼样的油被子。
满屋子白蒙蒙的烟气，老套子正趴在灶火门口，吹火做饭。听得有人推门进来，在烟雾底下抬起头来，睁开泪湿的眼睫，说：“哦，我以为是谁呢，江涛！我可想不到你来。要知道，咱俩今日格得喝二两。你刚从府里回来？”说着他掂着两只手，柴烟熏得流出泪来，眼珠子也红了，不住地咳嗽着。
江涛说：“唔！我来看你，大伯！”
老套子弯着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咳！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呀！和你爹俺们短不了说话儿，和你说的话可不多。你是读书人，俺是老庄稼汉嘛！”他用棉袖头子连连擦着眼。酱色的脸上，皱起大深的纹路，弯弯曲曲象一条条小河。一身老毛蓝粗布棉裤袄，穿了十几年，边沿上绽出棉花套子来。他伛偻着背，对着江涛站着。脚跟蹬在鞋后跟上，棉鞋尖翘起老高，象是一对小楼子船。
江涛坐在炕沿上说：“大伯，也该寻个人手，你缺手缺脚的，又没个做饭吃的人儿。”
老套子冷笑两声，说：“哼哼！你看看咱这个家当，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穿没穿的。人手儿不能象铺盖卷，打起来背着走。咱快下世的人了，还寻什么人手儿？”
江涛说：“又没个孩子，谁给你做饭？再说一上了年纪，不闷得慌？”
老套子抹了一下鼻子，说：“看看你说的！没有人手儿，那里来的孩子！说是做饭，也不过年前年后这么几天。咳！这一辈子，净吃现成饭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很深的哀愁，不住地摇头。
江涛实在同情他，觉得这位老人的一生太苦了。他说：“你辛苦一年，在当家的院里吃几天饭算了，还回家来安锅立灶，你会捏饺子吗？看你这冷屋子冷炕的！”小屋里也实在不暖和，冬天的风是尖戾的，隔着蒿荐，隔着窗上的缝隙，探着头钻进来。只是一小股风，吹在脸上就觉得很冷。
老套子盛上岗尖一碗山药粥，说：“大侄子你先吃，我就是这一个碗。”
江涛两手捧着，把碗递给他，说：“我吃过了，大伯你吃吧！”
江涛拿起笤帚，给他扫扫地，又扫了扫炕。老套子冻得浑身打颤，两手捧着碗，蹲在灶火门前，拨出点火来烤着。一边烤一边吃。他说：“常说，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咱外族外姓的，怎么腆着脸去吃人家过年的饺子？”
江涛说：“你自格儿又不会捏。”
老套子吸吸溜溜地喝着山药粥，边喝边说：“咳，手指头这么粗。我想大年初一那天，和一斤面擀个大饼，把肉馅摁窝儿扣上，捏一个大饺子。盖上锅盖煮个半天，煮熟了两手抱着就吃。嘿！一嘴咬出个小牛犊子来，真香呀！”说着，咧开大嘴，似乎吸哈着肉饺子的香味。又说：“反正新年正月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做。”他又呲开大黄牙笑着，说：“还有个好法儿，把油搁在锅里，搁上点葱花炝炝锅。搁上肉和菜，拨上两碗面鱼，这和饺子是一样。饺子也不过是肉加菜加作料。”他左手端碗喝着，右手拿着筷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似乎对他多少年里体会到的这点人生经验，很觉得意似的。
两个人说了会子话，江涛心里直发急。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他又说：“你风吹日晒地辛苦一年，连个痛快年也过不上。受一辈子辛苦，挣不上个土地、家屋、老婆孩子……”不等说完，觉得鼻子尖上发酸，想流出泪来，他实在同情这位老长工。
老套子说：“这扛长工，就是卖个穷身子骨儿，卖把子穷力气，能不受风吹日晒？今年做不好活，来年谁还肯雇？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穷人们扒住个碗沿子，不容易着哪！自从十几岁，我一连给冯老兰扛了几十年的长工，后来他换了作派，把牛卖了买了大骡子大马。要不啊，我得给他干到老死。咳！咱也是老了不行了，才给冯老锡轰这两个破牲口。”
江涛根据人愈穷，受的压迫愈大，革命性愈强的规律，今天越谈越摸不着门径。他这时才明白，农民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撼动了的。说真的，他还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时急躁得憋不住，索性开门见山，把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反对盐斤加价，反对验契验照的话，一股脑儿都搬出来，看老套子有什么反应。
老套子一听，就不同意。喷着唾沫星子说起来：“看你说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惯例。不给利钱，算是借帐？没有交情，人家不借给你！私凭文书官凭印，文书上就得盖官家的印。盖印，就得拿印钱。地是人家苦耪苦掖，少吃俭用，经心用意整来的，不给人家租钱，行吗？人家不租给你！人家贩来的盐嘛，当然要加价呀，谁不想多赚个钱儿？车船脚价，越来越高，水涨船高呗！”他说着，不断抬起头来，想着他一生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认为那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它。总觉得，船走顺水比走戗水顺利得多，也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他唏唏哩哩喝完那碗山药粥，随手又盛上一大碗，说：“你是念书念醒了的人，要学明情察理，别学那个拐棒子脾气。”
老套子有些火气，越说越紧，象急流冲过闸板一样。别看他嘴巴子笨，说起话来倒很连理，别人想说句话也插不上嘴，江涛只是呆着眼睛看着。象两个人打架，江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江涛眨巴着眼睛，叼着老套子大伯的烟袋，一袋一袋抽着。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民会有这样深刻的正统观念。做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说什么也摸不着老套子的心理了。他放下烟袋呆了一会，慑悄悄地走出来。
老套子见他不声不响走出门去，掀开草蒿荐问：“啊，你走啊？”
江涛说：“我出来了半天，家去看看。”
老套子又说：“你常来玩儿。”
江涛回到家里，躺在母亲的热炕头上，闷着头想了好几天。白天拿本《三国演义》，躺在炕头里读。夜晚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黑暗的夜色，听风声在门外大杨树上唿哨。这天夜里，他抬起头来看小窗上明亮亮的，坐起来穿好衣裳。一下子把严志和惊醒，问他：“你想干什么？”
江涛说：“我想进城。”
严志和说：“什么时候了？”
江涛说：“天亮了。”
严志和说：“不亮吧，我刚睡了一忽儿。”
江涛有事情压在心上，一会也睡不下去，他坚持要进城。找了一根推碾的棍子，拄在手里，推开门走出来。雪停了天还阴着，他出门向北，顺着大街向西走，走上城里去的大道。走到千里堤上，看到开阔的河岸，一片大雪原，只有雪地上的树干，露出一条条黑色的影子。他拖着两条腿走过那座小桥上的雪地。越走天越明亮，抬头一看，月亮从云彩缝里钻出来。他又停住脚，想：“嘿呀！这到底是什么时刻？”
走到城门底下，城门紧闭着。他伸出两只手推了推，一点也推不动。就蹲下来歇了一忽，听得有大车的声音走出来，城门开了，他才走进去。走到学校，贾老师正偎着炉子烤火。
江涛说：“怎么，你今天起得这么早！”
贾老师说：“我想下去看看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说完，他又弓着肩膀，斜起眼睛瞅着江涛，象是说：“这么早，你来干什么？”
江涛把老套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贾老师拍着江涛的肩膀嘎嘎地笑了，又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同志！我说你甭吹不是，非愿吹！解决什么问题，组织什么队伍。抗租，发动佃户。抗债，发动债户。要反割头税，就得发动养猪的主儿。你想，文不对题，能做出好文章来？”说完了，又弯下腰，暗里发笑。
江涛怔了一会，忽地笑了说：“象窗户纸一样，你这一点，我就透了。老套子大伯是个老雇工，既不使债又不养猪。他是吃现成饭的，不管盐价贵贱。他没有土地，税不着文书。抗捐抗税解决不着他的问题，当然觉悟得慢。我体会得怎么样？”
贾老师说：“哎！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在乡村工作里，雇工是我们本阶级队伍，要努力帮助他们觉悟起来。这个运动，虽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要反封建嘛！一经发动起来，就可能是最积极的……”他沏上壶茶，给江涛斟上一杯，说：“忙来，先喝一碗热茶吧，着那么大急干什么？”江涛歪起头，两眼望着窗外说：“没的，是这么回子事儿？”
贾老师又拍着头顶发笑，说：“想想吧！你是爱用脑筋的人；你学过辩证法，解决什么问题，抓住什么矛盾？”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地上，又沉默地点点头说：“领导工作，不容易做呀！要先找出问题，才谈得上解决。象劈木头，先看好骨缝插对楔，再下榔头。看不对骨缝，插不对楔，把榔头砸碎了，也劈不开干柴。”
没等说完，江涛蓦地想起来，冯老兰是锁井镇上的大土豪。他和农民的矛盾针锋相对，和父亲、和明大伯他们打过三场官司……
第二卷 第二十八节
贾老师送走了江涛，走回来坐在椅子上。江涛这次进城对他有很多启示；过去光说要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这个运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如何下手？只说明依靠穷苦群众，这还不够，究竟要依靠那阶层群众，没有讲明白……想到这里，随手撕下一页日历，拿起铅笔，写着：一，要依靠雇、贫、中农。中、小地主愿跟着走的也可以。要争取合法斗争形式。二，组织宣传队，开展集市及街头宣传。三，集合广大群众进行请愿，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他觉得问题重要，打算写个文件下去。可是怎样写法，在他心上还没有一定，运动在发展着。这时，他心上有些急躁情绪，在地上走来走去，低着头走了几遭，又扬起头来，转着眼珠看着屋顶。想得胸有成竹了，才坐在桌旁，开始写：“……目前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的主要关键，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写着写着，抬起头看了看日历，明天是礼拜六，又该上作文课了。学生作业，他还没有改出来。他咬了一下牙，猛地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咳！时间过得这么快，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看了看，写的也不太成东西，把两张纸抓在手里，放进嘴里嚼着。从书架上搬下那一摞作文簿，两手掂了掂，有四五十本。
心里想：“又得一个晚上。”
他坐在椅子上，开始改学生作业，睁圆眼睛，聚精会神地修改。他教课虽忙，工作也忙，对学生的作业可一点没有马虎过。上每一堂课，都有个打算：这一课叫学生得到些什么东西。讲历史，结合社会进化史。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熟读《社会进化史大纲》，读过一些现代史资料，什么太平天国啦，义和团啦，康梁变法啦，等等。讲地理，结合地方民俗，发生过什么历史事变，出过什么杰出的英雄人物，尽可能叫学生多得到一些课外的知识。
他正在静静地工作，两个学生开门进来，一进门就粗了脖子红了脸地进行争论。大个的说，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势力。小个的说，不只有两个，有三个，是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两个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贾老师只好停下笔，歪起头问：“你们有什么根据？”
大个的说是贾老师在讲公民课的时候讲的。小个的说，是贾老师讲历史课的时候讲的。他说：“你们说得都对。”他这么一说，两个学生都睁大了眼睛呆住。他仰起头哈哈笑了说：“可不是吗？封建势力是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也是封建势力，背着抱着是一般重。”
小个的对他的解释不满意，慑起眼睛问：“哪，你为什么这一次这么讲，那一次又那么讲呢？”
他心上烦躁起来，纥纠起眉头，说：“算了，算了，请你们包涵着点吧！我这里忙得不行，有了时间再给你们仔细讲。”
小个的说：“这会儿给俺讲讲就不行？”
他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不行，你们给我出去！工作夹着我的手，没有时间和你们聊天儿！”说着，伸开两只手把他们推出门去。两个学生又说又笑，斤斗骨碌地跑开了。他又觉得口渴，从茶壶里倒出一盅凉开水，伸直脖子喝下去，紧接着又喝了一盅，坐下来继续改作业。心思虽然烦乱，精神还好，舞动那枝笔，脑、眼、手，同时并用，加紧进行工作。当他正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校役推门进来，问：“贾老师！
昨儿你来了几个客人？”
贾老师停下笔说：“就是一个客人呀！”
校役又问：“吃了几顿饭？”
贾老师说：“就是一顿饭呀！”
校役连着又问：“前天来了几个……”
贾老师把笔在桌上一搁，笑了说：“这又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罗嗦事！”于是不再等他一个一个地问下去，说：“前天来了两个，吃了两顿饭。大前天来了一个，吃了三顿饭，你自己算去吧！怎么算怎么是。”
他还没有说完，厨师傅也走进来了，说：“贾先生！咱这厨房里的事情真是难办，你今天来三个人，明天来两个人，弄得我们没有法子算帐。先生们光嫌伙食不好，这怎么能吃得好呀！”
贾老师说：“咳！你着什么急？吃一顿算一顿饭钱嘛！”
厨师傅说：“是呀，吃一顿拿一顿的饭钱，俺可也得算得过帐来呀！你的客人常来常往，今天保定的来，明天天津来，俺可得弄得清呀！到底算你多少钱？”
贾老师又哈哈笑着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还不行？你是劳苦群众，我还能亏负你。去吧，帐房里去支，借我下月的薪金。”
校役说：“你下月薪金早借光了，这个朋友走，借点路费，那个朋友走，借点路费。寅支卯粮，那里行！”
他又哈哈笑起来，说：“反正不能叫你们劳苦群众赔钱，下月的不够，借下下月的。下下月的不够，再借下下下月的。我正改作业哩，明天还得发下去。你们是工农弟兄，别跟我打吵子。”说着笑着，张开胳膊把他们让出去，把门关上。
他又坐在椅子上，可是再也修改不下去。这个工作真难做，你越是着急，越是抓挠不到手里。
他回到家乡来，做了几年工作，真是费尽心血呀！学校教课忙，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上级下级都来找他，甚至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事情也来找他。虽然在学校教书，他还是常常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脸上胡子长了，也老了。如今年岁并不大，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了。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脸上老是从容不迫，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满面春风。他虽然生在城市，倒有一套农民作风，你一接触他，就觉得又和蔼亲切。他有一对好思考的眼睛，看他睒着眼睛呆呆地出神，眼角下伏着几条皱纹的时候，那正是他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呢。
这时，他觉得实在疲乏。昨天晚上给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反割头税情况的报告，又睡得迟了。睡眠不足，觉得头有些晕，又走到澡堂里去洗澡。经常是这样，他身体疲劳过度，精神不好，或是失眠的时候，就到澡堂里去洗个澡，使全身的神经松弛一下，得到休息，回来再干。
从澡堂里回来，天又黑了，浑身轻松下来，才点上灯修改作文。一直到天亮，才全部改完了。礼拜六上午没课，他蒙上被子睡到十一点钟。
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农民的出路”，一个是“怎样做个现时代的好学生”。上完了课，又得回家，今天晚上是个接头的日子。如何开展宣传，如何组织队伍，如何把这个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还要重新做个研究。
他封好了炉火，关紧窗户，锁上门就出城回家了。雪太厚，走起路来很费劲，走到村头，已经黄昏时分了。走了一身汗，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直冒腾腾热气。他把帽子在身上摔打了两下子，皱了皱眉头，沿着村边走回家去。一拐墙角，看见门上挤着一堆人，他机灵地一抽身子退了回来，扒着墙角看着。他想：“要是有巡警或者马快班来了，就撒腿跑开，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抓住。现在要是叫他们抓了去，这一大片地区的运动，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年前反割头税运动搞不起来，年后无法发动‘反对验契验照斗争’。听说统治者在明年要开始这种税收，那一笔勒索就比割头税重得多了。要是让统治者按照他们的计划把这批税款收上去，农民生活就更加没法过下去。”
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会子，并不是马快班，也不是警察，是老爷爷跟邻家胡二奶奶吵架哩。他知道爷爷有点庄稼性子，连忙走上去看。老人嘴里喷着白气，两手拍着大腿，说：“你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说，你说，你来俺院里晃搭什么？”
胡二奶奶听不懂上半句话，看着老人的脸色不对，兴许是在骂街，就说：“怎么？你家去不得，我要看看俺家那只大芦花公鸡到底跑到那个贼窝子里去了！”说着，呼天喊地骂起街来，吆喝谁家偷了她的大芦花公鸡。
老人气愤愤地说：“你骂谁？骂谁？谁家是贼窝子？”
胡二爷也走上来帮腔：“谁家要是偷了俺家鸡，就是贼窝子。”
胡二奶奶翘起嘴唇，跺着脚跟说：“谁家是贼窝子？黑更半夜，蹓哒着风箱做饭吃，隔三过五儿地就有生人来来往往，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清早起，刮着冷风，起来扫雪，反正不是什么好……”
他听到这里，不能再听下去。街上人很多，好象看变戏法儿的。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笑眯眯地说：“二奶奶！二奶奶！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胡二奶奶一见他来了，立刻转了个脸色，说：“小子！你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今天一擦黑儿，我找不到俺家那只大公鸡，到你们院里看了看。你爷把眼一翻，说，‘黑灯瞎火了，上俺家里巴睖什么呀？’巴睖什么，难道我还给砸明火的看‘出水’吗？你家去不得怎么的？”
他拍拍胡二奶奶说：“去得！甭说上俺院里看看，你上俺家炕头上坐个半天，跟俺娘叙叙家常，俺娘才高兴呢！”
他这么一说，胡二奶奶喷地笑了，说：“小子！你说的倒是一句话。”她又拍着手说起来：“老街旧坊，父一辈子一辈的，有什么不好，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
他说：“他上了几岁年纪，老年人了，你不要跟他一样，要看孩子我的面上。”
胡二爷把脚一跺，说：“好！你要是这么说，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说咱怎么办，一辈子犯不着争竞。”
他一手抓着胡二奶奶，一手抓着胡二爷爷，送到胡家门口，又用力向里一推，说：“忙家去吧！坐在你那热炕头上，喝红山药粥去吧！你看这刮着白毛风，天有多冷！”
他走回来，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回到牛棚里一看，爷爷坐在炕沿上，正啃哧啃哧地生气哩。他问：“爷！那是怎么回子事？”他知道老人开通，向来不和别人打架斗气。
老人一听，气得站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划着，说：“那天一早，她就站在街上瞎摆划，什么黑更半夜拉着风箱做夜饭吃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头，粮米是贵的，谁又吃得起夜饭哩！”老人捋了捋胡子，跺着脚说：“***！俺家就吃得起，你管得着吗？那天胡老二又说，‘成天价人来人往，是什么好亲戚哩！’***！上俺家来的，都是好亲戚！”
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
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
第二卷 第二十九节
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
“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
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
“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
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
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
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
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
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
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
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他***……”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
“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
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
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
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
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
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