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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第三卷 3
2012-05-10 10:25     (点击: )

第三卷 第四十九节

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听说二师学生冲出学校,抢购面粉,便亲自出马,带着卫队奔到西下关街。他打得马喷着鼻子乍着鬃,眼看着学生们把面粉抢回学校,乍起胡子,咕嘟着嘴,手里卷着鞭子愤愤大骂:“妈拉个巴子,都去通共!饿不服CP们,任务就葬送在你们手里!”

卫队举起鞭子,在岗兵脊梁上乱抽。

陈贯群下命令,把岗兵和米面铺的掌柜一齐捆起来,送到保定行营。立刻加强警戒,严密包围。

消息传到锁井镇,说:十四旅包围了第二师范。说:要拿住抗日的学生们砍头。冯老兰坐在聚源号里,大吹大擂,夸大其词地说:“第二师范也闹暴动,这不是在天子脚下造反?”风言风语传到大集上,好象出了什么大事情。严志和听得说,两手攥着把冷汗,没待赶完集,顺着十字街向东一蹓,走过苇塘去找朱老忠。看了看朱老忠不在家,返身走上千里堤。手搭凉棚,向堤外看看,再向堤里看看,耪地的人太多,认不出那一个是朱老忠。倒是朱老忠先看见他,看他动作有些慌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提起锄头走过来。离远里问:“志和!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严志和说:“大兵包围了第二师范,江涛和同学们都在里头。”

朱老忠两眼怔得圆圆,停了一刻,说:“包围了第二师范?唔,这事非同小可!”他知道自从“九·一八”事变,第二师范是个抗日救亡的中心,学校里革命力量很大,党团员也很多,这些都是江涛说过的。

两个人走到大杨树底下,蹲下来打火抽烟。朱老忠说:“北京、天津、上海学生运动高涨呀!去年全国学生入京大请愿,上半年西安学生运动又闹了起来。这咱保定又闹起学潮,看样子咱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该闹起来了!”

严志和摇摇头说:“不一定怎么样,要不的话,江涛今年该毕业了。”

朱老忠说:“这样一来,斗争胜利了才能毕业。”停了一刻,又说:“不过也不一定怎么样,出水才看两腿泥。”

严志和说:“为了救国嘛,没说的。可是一念叨起包围第二师范,我心里打颤。大哥!咱去看看他们吧!”

朱老忠说:“行!咱说去就去,看看能帮上点手儿不。咱先去告诉贾老师一声,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严志和说:“我还想去托托严知孝的门子。”

朱老忠说:“去吧!有病乱投医,多个门路没有不是。”

两个人说定,严志和就慢腾腾地走回来。一进小门,涛他娘把饭摆在桌子上,他搬了个小凳,坐在桌子旁边抽起烟来。慢腾腾一袋,慢腾腾一袋,抽一口烟咕嘟起嘴,憋口气喷出去,喷了满屋子烟雾。他不想吃饭,走到小棚子里给牛筛上草,就又坐在炕沿上,两眼不转睛地瞅着他的牛。

涛他娘扒前门框看了看,叫:“你可吃饭呀!”

严志和说:“你吃吧!我不想吃了。”还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也不眨巴一下眼。慢搭搭说:“我想上保定去。”听话头话尾,涛他娘就会明白:“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他既不说,涛他娘也不往那上去想。长时间不见江涛的面,她也没向不好事情上想过。她一只手支着门框,捵起衣襟来擦着眼,说:“这孩子净哄我,早早答应寻个媳妇撂在屋里,还说给我生下个胖娃娃,那里有个踪影儿?”

严志和说:“甭念叨他们!我心上麻烦。”他心里一阵烦乱,下午没浇园,也没去耪地,躺在炕上睡了半天。直到太阳平西了,他才起来,饮了牛,上了垫脚,天就黑下来。听千里堤的大杨树上鸦群噪叫得烦人,他又坐在井台上抽起烟来。抽到晚霞散了,月亮显边,就顺着那条小道去找朱老忠。

一进门,朱老忠正坐在捶布石上喂牛。贵他娘说:“你吃饭呀!”朱老忠说:“我不想吃。”严志和问:“做一天活,不吃饭那里能行?”朱老忠说:“听到第二师范的事情,我心里不净便。”等他牵牛到大水坑里饮了水回来,点上条火绳,两人又慢搭搭地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去找朱老明。

他们自从反割头税的那年入了党,三个人就象秤杆不离秤锤,总在一块。在那个年月里,贾老师不断地到这里,晚上出去工作,白天睡在这小屋子里,给他们谈些革命的道理。他们就觉得心里宽亮。有时也有别的地方来个人,也不过按着姓名找人,晚晌在小屋里睡了觉,吃了饭就又走了。这就是他们的党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劲,他们的斗争,永远没有停止过。这天晚上,三个人蹲在大杨树底下,守着火绳头上那颗红火球,抽着烟谈话,直到天明。朱老忠清早就到城里去找贾老师。告诉他,要到保定去看江涛和嘉庆他们。贾老师听到这个消息说,他也要去开会。直到天黑了,他才回来。

第三天,天一发亮,朱老忠和严志和就拎起烟荷包上了保定。进了南关,走进一家起火小店,想歇歇脚,垫补垫补肚子。店伙计也不说什么,直怔着眼睛瞧他们。

朱老忠笑哈哈地走上去,说:“借光,伙计!我们想住下,吃点东西。”

店伙计说:“住房也行,吃饭也行,得先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严志和说:“是来瞧学生的,他在第二师范,被包围了。”他一面说着,朱老忠直拿眼睛瞪他。紧瞪慢瞪,还是把这句话说出去。严志和才说完,又觉得后悔。

店伙计把脑袋一摇,张开两只手向外推他们。

朱老忠说:“你说话呀,你推什么?”

店伙计喷着唾沫说:“去吧!去吧!这里没有房。”连推带搡,把他们轰出大门以外。

朱老忠气得脸上一时发白一时发红,说:“他娘的!还没见过这么不讲情理的买卖人!”

两个人立在梢门角上待了一会,闹不清店里为什么不留客,心里噗通直跳,只好离开这家小店,到第二师范去。走过了公园,一过水磨,朱老忠见桥上有大兵站着岗,就抢上两步,走到头里去。岗兵见来了人,站住脚问:“干什么的?”

朱老忠再不说是来瞧学生的,他说:“俺是过路的。”

岗兵歪起脖子看着朱老忠说:“过路的?我看是来瞧学生的。快接他们回去吧,人家说先‘剿共’,他们要抗日,这么闹法有什么前途?”

朱老忠一听,不由得怔住,回头看了看。严志和见他过去,也硬着头皮走过岗位去。走到学校墙下,见把守的大兵很多。他们围着学校转了半周遭,看看没法进去。只好走进西城,去找严知孝。走到门口,朱老忠说:“到了大地方,青天白日也插着门,得先拉门铃。”一拉门铃,从里边走出个细高挑儿,穿黑纱旗袍的姑娘,探出头来问:“找谁?”开始还眨巴着眼睛看着,一见严志和,轻轻地笑着说:“是志和叔,进来吧!”说着领他们进去。喊:“爸爸,来客啦!”

严知孝听得说,从屋子里走出来,说:“志和!我估量你快来了。”

严志和说:“我来托你这门子。”说着走进书斋,指着朱老忠说:“这是我的老朋友,锁井镇上朱老忠。”

朱老忠欠了欠身子坐下去。

严萍说:“是忠大伯,我还上你家里去过。”说着,拿壶沏了水来,给他们斟上茶。

严知孝说:“我就是希望家乡来个人,今年年景怎么样?鱼呀,梨呀,都不错吧?”他取出两支香烟,递给朱老忠一支,又递给严志和一支。

严志和说:“梨挂得不少,河里鱼不多……我来看看江涛怎么着呢!”

严知孝说:“我想你是为他来的。出事以前,他还天天粘在我家里,和萍儿一块玩。”

朱老忠插了一嘴,说:“我们来看看第二师范有没有危险。”

严知孝说:“这事也很难说,自从去年就闹抗日救亡,校长一定要开明的,教员一定要左倾的,把个教育厅也闹翻了。今天抗日,明天抗日,教员只好对着一排排的空椅子讲书,学生们都出去闹宣传。政府也是糊涂,日本兵打到关东,有人抗日还不好吗?又偏偏不让抗日。他们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言抗日者杀毋赦’。学生更不退让,一定要抗日!针尖对麦芒,斗、斗、斗,象猫对爪儿,一直斗到今年春天。当局决心先‘剿共’后抗日,于是下令解散学校,把学生和教职员一律轰出来。把积极抗日的学生都开除学籍。学生还是坚持斗争,召回还乡同学,坚持抗日运动。当局命令军警包围了学校,断绝米面柴菜的供给。他们把米面吃完,把狗和塘里的藕都吃完,又武装抢了一次面。这样一来,第二师范可就出了名了!一个个都成了抗日救亡的英雄!”

严志和低下头听完了,睁开大眼睛说:“那不坏了吗?他们为什么不许抗日?”

严知孝说:“严重了!当局登报说:‘……共匪盘踞二师,严令军警督剿……’把大帽子给他们扣上了!”

朱老忠不等说完,就说:“这两句话里就有杀机!”

严知孝也说:“谁不说呢!”

朱老忠说:“志和的意思,请你想个法子,看样子这个抗日的学校非解散不行!”

严知孝说:“我早就跑了好几趟,郝校长和黄校长那里也去过了。他们痛恨二师学生把抗日救亡的理论偷偷输入他们的学校。说起话来,恨不得一手卡个死!我则不然,事出有因,各有社会基础。让他们都显显身手,谁能把这个千疮万孔的祖国从热火里救出来,算谁有本领!”

朱老忠说:“你这倒好,看样子你赞称抗日。”

严知孝招待他们吃饭,严萍皱起眉头,隔着门帘听着。吃完饭,严萍进来拾掇碗筷的时候,严志和说:“萍姑娘!江涛,你可得结记着他点儿。”严萍笑了说:“早结记着哩!我们还发动募捐,送烧饼。”说着,脸上就红了。

朱老忠对严知孝说:“请你费点心,为这件事跑跶跑跶吧!”

严知孝说:“那是当然!第二师范是我的学校,我能不管?”见他们起身要走,又说:“没有地方住,你们就住在我这儿。

别看房子少,可有住的。”

朱老忠说:“不,我们想住在万顺老店,那是个熟地方。”

他们从严知孝家里走出来,到万顺老店。一进门,店掌柜迎出来,笑着说:“嘿!我以为是谁呢?是你们二位老兄!这一踏脚儿,十年不见了。老忠哥从关东回来的时候,还是从我这儿过去的。怎么想起上府来?”见老朋友来了,让到柜房里,先打洗脸水,又是斟茶,又是点烟。

朱老忠说:“甭提了,志和跟前那个被包围在第二师范里。”

店掌柜一听,瞪起眼睛说:“嘿呀!是志和跟前的?坏了!坏了!卫戍司令部有命令:旅馆里、店房里,一律不许收留第二师范的学生,说闹腾抗日的都是共产党!”

严志和头发根子一机灵,立起身来,低下头长出气,也不说什么。

朱老忠生气说:“怪不得刚才俺俩走到一家小店里,他说什么也不留俺,直往外推!”

店掌柜说:“小买卖人,谁愿找这个麻烦?”

朱老忠说:“俺又不是第二师范的学生。”

店掌柜说:“碰上军、警、稽查,说‘你不是第二师范的学生,你是第二师范学生的爹!’张嘴罚你钱,谁怕钱扎手,你有什么法子?话又说回来,你为什么不上咱这儿来,吃饭喝水有多么方便,住房现摆着,光自碰了一鼻子灰!”

朱老忠说:“俺来了,又给你添麻烦。”

店掌柜说:“老朋友嘛,有什么说的。你们麻烦了我,我还高兴。你们要是不来,叫我知道了,我还要不干哩!”

朱老忠呵呵笑着说:“他们要说你窝藏共产党呢?”

店掌柜说:“他说,我也不怕。住监咱一块去,谁叫咱是老朋友呢!”

说着话,老朋友们嘻嘻哈哈笑了一会子。严志和念叨了会子江涛的事情。店掌柜长吁短叹,为老朋友担心。他说:“你们尽管在我这儿住着吧!有什么大事小情,咱们一块帮着!”

朱老忠看他热情招待,心想:常言道,投亲不如访友。他说:“看吧,不准怎么样,出水才看两腿泥!”

第三卷 第五十节

严萍送走了朱老忠和严志和,拿了一本小说,想读下去,眼前老是晃着江涛的影子。这几天,看书他象在书上,写字他象在纸上,睡觉象有个人儿在身边伴随。她伸出手挥着挥着,可是他又回来了,占住她的心。

为了援助二师学潮,她奔走各个学校,发动抗日的女伴们募捐送粮,一直闹了几天,觉得很是疲劳。可是二师告急的消息,不断地传出来,她在担着心。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功课不努力不行,这学期的分数显然下降了,要留级。努力吧,又没有那种心情。一时精神恍惚,书上好象爬着一群蚂蚁。她索性抛下书,把被单蒙住脸,想睡一会。可是还有别的事情在等着她,睡也睡不着。听得脚步声,妈妈走进来,手里端着条大烟袋,坐在床沿上。伸手抓起被单,看见严萍两只眼睛睁得大圆圆的,骨碌骨碌地转着。妈妈说:“萍儿!不想吃点什么?”严萍说:“不想吃。”“病了吗?”“夏天的过……妈妈,给我盖上。”她又翻了个身,脸朝里睡着。

妈妈又忧愁起来,年轻的时候生下这个孩子,是个姑娘倒也高兴,她说“一个姑娘顶半个儿子”。她不愿叫姑娘出去跑跑颠颠,怕野了心,叫亲戚朋友笑话。走到北屋里,严知孝正躺在靠椅上,戴着老花眼镜看书。

妈妈说:“萍儿好象病了,又黄又瘦。”

严知孝说:“恐怕有她自己的心事吧!”

妈妈说:“你也该管管,姑娘家年岁不小了,也该有个靠身子的人儿。”

严知孝说:“我早打定主意了,萍儿的事情,叫她自己去选择吧!”

妈妈说:“叫她自己去选择!叫她自己去选择!”她又急躁起来:“她是个女人,要是我,早给她寻上个人儿。你不想咱就是这一个闺女,将来依靠谁?”说着,又捵起衣襟,擦着眼泪抽泣起来。

严知孝猛地从靠椅上坐起来,说:“你也是个女人,你也从年轻时候过来,你不懂得一个女人的心情!”他生气地吐了口唾沫,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爷娘置马牛?一个女人,她需要走自己的路!”严知孝是个绵长人,向来不好动气,今天却发起火来。把长头发一甩,跺着一只脚说:“真正岂有此理!”

按一般习惯,两个人拌嘴到这种程度,妈妈就低下头,再也不说什么,沉默下来,好象是说,“是你的事情,我再也不说。”可是今天沉默不久,她又说起来。严萍的婚事,在她心上是块病。

今天严知孝生气,也不只为严萍的事情,第二师范解散,要另起炉灶重新招生,重新招聘教职员,他还没有接到聘书。有时他也想:“也许,我也被怀疑!”随后又对自己说:“不管怎么,反正咱是无党无派的。”但是,聘书不送来,他又不能去要,看样子要另找饭碗了。

严萍仄起耳朵,听着两个老人你一言我一语,拌起嘴来。掀起被单,坐在床沿上待了一会。照着镜子梳了一下头发,眼窝陷下去,显得眼睛更大了,下颏也尖了。看了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她匆匆走出西城,在桥头上站了一刹。看小河里流水,岸上的柳树……离远望过去,有带着枪、穿着灰衣裳的士兵,在第二师范围墙外站着,江涛和嘉庆他们就在这围墙里。她用小手巾抹了抹鼻子尖上的汗珠,看见水面上有几片白色的鹅毛,随着水流漂过来,又流过去了。她眼睛盯着,直到看不见了,才走向车站去。那里是一片工人住宅,她找对了胡同,看对了门牌号数,走进一家小院。房子很低,好象临时砌成的。窗台上放着两盆染指甲花,开得红上红。听得声音,有人弯着腰,从低矮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亲切地握了严萍的手,说:“是你?”

严萍睁起眼睛看他,也不说什么。那人说:“你忘了?在反割头税的大会上见过的,我姓贾,一说你就知道。”

严萍笑了说:“你是贾老师,我也好象熟识。”

贾老师说:“认识我们的关系就行了。”

严萍说:“有人介绍过了,你多时到这儿?”

贾老师说:“不久。”

贾老师拿起蒲扇,忽扇了一下桌子,拎起桌子上的破宜兴壶,倒茶给严萍喝。他说:“听说志和跟老忠叔来了,我也赶来看看。”显然,他并没有说完,就不再往下说了。他脸上黑了,颧骨高起,长了满下巴胡髭。

严萍向他谈了第二师范的情况,说明那个单位给他们投送了多少烧饼和大饼。贾老师不断鼓励她:“努力吧,同志!要想各种办法保证饿不着他们。只要有得吃,就能坚持,现在是磨时间的问题。目前,二师学潮成了保属学生界政治生活的焦点。二师学潮的胜利,就是保属青年抗日运动的胜利。据我所知,保定周围二十多个县的青年学生,都一致声援第二师范!”

贾老师谈起话来,挺严肃,简单干脆,很有煽动力。看得出来是受过锻炼的,他在黑暗的屋子里,闪起亮晶晶的眼光,又有力地攥起拳头,捶着桌子,压低了嗓音说:“敌人占据了东四省,群众要求一致抗日,反动派要镇压抗日运动,进行‘剿共’。我们为了保卫祖国,一定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一定!敌人打到家门上了!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中国人民才有出路!”

严萍低下头,细心听着,捉摸着每一句话的精神和力量。嘴里唔唔地应着,表示她听明白了,而且忠心去执行。最后,贾老师问她:“你的脸上为什么这样憔悴?”

严萍笑了说:“不,不怎么样。”

贾老师也笑了,诚恳地拍着严萍的肩膀,说:“我是知道的!努力吧,同志!江涛是一个好同志,只有斗争胜利了,反动派才会把他还给你,我是同样的关心他们,所以特别赶来看看。”

严萍听着,脸上一下子绯红起来。她想:“怎么回事?他会知道我心里想的?要是斗争不能胜利呢?”她不敢往下想,这是一个不难答复的问题。

贾老师郑重其事地说:“看样子反动派对二师学潮,已经铁了心了。可是我们除了动员一切力量,展开宣传舆论,并没有别的办法!”他说着,点起一支烟,把洋火盒子啪地一下子放在桌子上。踱着方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

严萍说:“忠大伯和志和叔到我家去了。”

贾老师说:“嗯!他们已经到了?他们也应该作一些工作,叫他们把学生家属联系起来,进行斗争。”

一边说着,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背叉着手,站在屋子当中,象是在等待什么。听得胡同里有人跑过,他又走到门口探身看了看,看是两个孩子逗着玩儿,才慢慢走回来。在县里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怎么样,那里城市小,回旋区也大。一到了保定,就觉得军警机关压得抬不起头来。有时他也设想:“干!发动全体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揭他个过子!”当他想到:“我们的力量比起反动派来,还差很多!”就又改换一个想法。

待不一会工夫,一个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人走进来说:“我回家来吃饭,听说你在这里。来!一块吃饭吧!”他又走出去,端进玉米面窝窝头、炒青菜、秫米饭汤。贾老师叫严萍一块吃,严萍看贾老师吃得挺香甜,自己也吃起来。她心里有事情,吃也吃不下去。

贾老师问:“唔!最近工人里对二师学潮有什么反映?”

穿蓝制服的工人说:“抗日嘛,是再好没有的事,当局不该把学生们饿起来。我们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都自动地送粮投烧饼,还捐了一些款,送到保定学联去了。”

贾老师又问:“假设反动派要屠杀二师学生的话,将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什么反响?”

穿蓝制服的工人说:“引起什么反响?从我本人来说吧,我就要串连罢工,打击反动派!声援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知道,我们平汉工会是有战斗传统的,他们要是需要交通上的帮助,北至北京,南至汉口,一个钱儿甭花,我们管接管送!”

吃完了饭,贾老师还想说什么,又停住。严萍说:“我要走了。”说着,就走出来。听到贾老师的谈话,她心上豁亮多了。从城市到乡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努力?

严萍又到女二师去,和几个同志商量工作。到了那里,才知道有几个同学为了给二师学生投烧饼被捕了。她皮肤紧缩了一下,心里说:“又有人被捕了!还得赶快设法营救。”走回来的时候,爸爸屋里电灯还亮着。她走回自己的小屋子待了一会,觉得江涛不来,小屋子里就没了欢乐,小院里也缺少了光辉,只觉得愁苦、寂寞,气闷得不行。她觉得口渴,拿起玻璃杯,走到爸爸屋里去倒杯茶来喝。严知孝见妈妈不在屋,把她叫住。问:“萍儿!你身体不好?”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严萍嗫嚅地说:“没有什么不好。”

严知孝说:“孩子!你大人了,心里要宽亮点儿。”

她低下头去,盯着茶杯里的茶棍,在金黄色的茶水里浮沉。说:“是。”

严知孝说:“天下事难尽如人意呀,知道吗?”

严萍说:“知道。”

严知孝说:“江涛是个好孩子,有几天不来,我就觉得寞寞落落的。他有了灾难,就象是你有了灾难一样。在这个世道里,又有什么法子哩!”

严萍说:“我也这样想。”她把两个眼珠靠拢在鼻梁上,偷偷地看了看爸爸的神色,看得出老人在为这件事情担忧。

严知孝问:“你爱他吗?”

严萍听了,觉得挺不好出口,唔唔哝哝地说:“你说呢?”

严知孝说:“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考虑……”

当他一想到二师学潮还不知落到什么结果,又把这话迟疑下,不再说下去。严萍听着这句话,眼泪一下子流在眼边上,猛地跑过去,倒在爸爸的靠椅上,抖动着身子哭起来。象有多大的哀愁,呜噜呜噜地哭个不停。

严知孝抱起女儿,摇摇头说:“苦啊,苦啊,孩子!你心里苦啊!怎么就这样的不幸?你两个要好,他偏偏遇上这样大的事故!”

严萍拍着爸爸的肩膀,说:“爸爸!去,去,去拉黑旋风他们那帮子人来,打他们!”

严知孝听得说,立刻伸出手,掩上严萍的嘴,说:“不要说!还不给我闭上嘴……”他搂起严萍的脖颈,抬起头长叹一声,说:“咳呀!天哪!难呀,难呀,真是难呀!我不能走那一条路,我天生成软弱无能,没有本事。我敢走那条路的话,也落不到这个地步!”他两眼看看黑暗的天空,滴下泪珠来,扑簌簌地落在地上。

黑旋风是严老尚的好朋友,和严知孝年岁差不多。严老尚七十大寿的时候,还来过他家。这人既无军衔,也无户口,带着几百号人,在津浦路两侧过着自由浪荡的生活。据说他那些人们,能窜房越脊飞檐走壁,都是一些古楼雕钻的家伙。

严萍一下子坐起来,摇晃着身子说:“不,我们不能再软弱下去!打他们,解决第二师范的问题。”

严知孝说:“不能,孩子!我还不肯走那一条路。咳!卖国贼们,当他们需要‘民众’的时候,就把‘民主’当做招牌。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不需要‘民众’了,就翻了个过儿,拿起武器来,开始用武力镇压了。在保定我还有点名望,还有几个老朋友。我舍出老脸去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和他们拼了!”

严萍睁开泪眼,望着爸爸,问:“爸爸!他们应该被逮捕?

他们犯了什么罪?”

严知孝说:“不要问我,孩子!我是有民族观念的人,我有正义感,我明白抗日无罪!当然维护正义也是没有罪过的!”

严萍跪在地上,两手拍着爸爸的膝盖,说:“爸爸!我对你说,我爱江涛,我不能眼看着反动派杀害他们!”一行说着,不住地摇着头,摇乱了满脑袋头发。

严知孝低头看了看严萍,那孩子倒在地上,抽抽咽咽地哭着。他跺跺脚,仰望着上方,说:“天啊!我们遭了什么罪呀!嗯?我们犯了什么样的国法呀?”他扶起严萍,说:“孩子!我下了决心了,一定要腆着老脸去见他们……”

第三卷 第五十一节

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

“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

“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

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

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

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

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

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

第三卷 第五十二节

北菜园陈家公馆,有一副光亮的大门,门前有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在石座上蹲着。严知孝按了一下电铃,有仆人走出来。他说明了来意,在门房里坐了有半点钟工夫,才有仆人带他进去。走了很长的一段砖砌甬道,有一段花墙隔着。花墙外面,有一排木槿树,开着紫色的花朵。穿过一个贴金的圆门,院子里方砖漫地,老藤萝过了开花季节,垂着长荚。厅前有古式廊庑,廊庑下站着几个带枪的随从兵。他走上石阶,竹帘里有人轩然大笑了,说:“嗬!知兄!请你进来!”帘声一响,走出个人来。高大身材,白胖个子,长四方脸,鬓角上的头发稀疏了。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严知孝的胳膊。这人就是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

三间客厅,黄柏槅扇,雕镂着花鸟人物。屋里都是硬木家具,五彩螺钿放着光彩,地上铺着花毛地毯。严知孝坐在沙发上,仆人敬上茶来。递上一支雪茄烟,严知孝伸出手掌挡回去。

陈旅长说:“知兄!无事不到我这儿,有什么动用之处?”

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又说:“今天我还有事情。”

陈旅长的父亲,和严老尚曾有一面之交。陈旅长到保定接任卫戍司令的时候,为了联络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拜访过严知孝,请他出头做些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因为是几辈子的老交情,两个人倒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

严知孝抬起头来,看着陈贯群说:“没有什么大事……倒也有一点小事。”

陈旅长靠在沙发背上,跷起一条腿,语言轻渺地说:“什么事情?谈谈吧!”

严知孝说:“就是学校里的事情。”

严知孝一说,陈旅长就会明白。他问:“是关于你以后的……”

不等他说完,严知孝把手一摇,咕嘟了嘴说:“不!个人小事,我是不找你的。”

陈旅长响亮地笑了,说:“知兄!还不失尚老遗风,扶危救困,爱国恤民。我想为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来找我的。”严知孝摸着胡髭,清了清嗓子说:“本着爱国家、爱人民、爱天地万物的精神,我想我应该出头说句话。日寇占据了我国的满洲,进攻上海,企图进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愿意起来抗日,这是应当应分的事。你的部队包围了学校,把他们饿起来,这好象是说不许青年学生抗日?”

陈旅长一听,拍了个响掌,笑着说:“嗨!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这事情主管不在我这里,在委员长行营。行营里说,他们以抗日其名,而宣传共产主义之实!企图鼓动民众,颠覆国家。而且,他们也竟敢赤化我的部队,在本旅的士兵里,已经发现有抗日的活动……”说着,他生起气撅起嘴来,瞪圆了眼睛,乍起两撇黑胡髭。

严知孝说:“这倒不必多心,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才敢这样直言不讳。我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不必把他们描绘得如狼似虎。都是些个活泼有生气的青年。也不要强把抗日说成共产!”

陈旅长说:“知兄,你要是这样说法,可就有些危险了。”严知孝张开两只手,惊讶地说:“怎么?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亲身接触过他们,教育过他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要抗日……”

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知兄!你不必这样激愤。你说,今天为什么而来吧?”

严知孝说:“我吗,请你撤除包围二师的部队,给青年学生以抗日的自由!”

陈旅长把精神涣散下来,又笑哈哈地说:“哈哈!我还没有这等权力。请你从中奔走一下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出首,我负责释放他们。三天以外,是委员长行营的权力,我也难说话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又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天!三天!”这时,随从兵给他披上武装带,递过高筒皮靴,门外有汽车的喇叭在催着。他又说:“今天是你来,要是别人,我还不能这样说。”

严知孝只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陈旅长看他要走,伸手把他拦住说:“论私情,咱们是世交。论公事,你是地方士绅。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就请你做个中间人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到案,这样也显得我脸上好看些。”

严知孝说:“这还得我出马?”

陈旅长说:“你老兄伸一伸大拇手指头吧!”

最后,严知孝把要求释放江涛的话也说了,陈旅长说:

“看有没有权变的办法吧。”

两个人随说随走,一阵沉重的皮靴声,把严知孝送出大门。他眼看着陈旅长坐上汽车,伸手打了个招呼,汽车嗤地开走了。

汽车开到卫戍司令部,陈旅长一直走进办公室。看看时间快到,他喊了一声:“来人哪!”随着喊声,随从兵走进来。

陈贯群说:“问问白参谋长,通知一团了没有?”

随从兵走出去不久,有一个穿着散装便鞋的人走进来。这人脸儿挺白,矮胖子,眉毛稀疏。他弯了一下腰说:“通知了。”他看看时钟又说:“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叫三个营长都来吗?

一团长呢?”

陈旅长说:“一团长不是不在吗?”猛地,他又有所考虑:“在这么紧要的关键上,他为什么又请假了?他为什么不在?”好久了,他就有所怀疑:一团长年轻,好读现代书籍,言谈过激。他说:“也叫市党部刘主任来一下。”

白参谋长说:“好,我来办理吧!”说着,走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时间不长,门外蹄声一响,有三个拿马鞭子的军人走进来。行了军礼之后,端端正正站在屋子地上。

陈旅长说:“坐下,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说着,市党部刘麻子来了,陈旅长叫他坐下。喊:“来人,冲茶呀!”

参谋长指挥随从兵冲上茶来。陈旅长说:“今天谈谈关于第二师范的警戒问题。刘主任,你谈一下内部情况。”

刘麻子端端正正地站起来,说:“内部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调查了一下,他们抢劫了十袋面粉进去,这是一种越轨的行动。”

刘麻子一说,陈旅长又火起来,问:“那营的值勤?”

听得问,那个小个子营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职营的警戒。”说着,他脸上唰地黄下来,他预料这顿处分是不会脱过的。

陈旅长说:“妈的,睡觉来?里边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你知道不知道?走脱一个,我陈贯群要你的脑袋!”他说着,直气得吹胡髭。脖子脸都红起来,猛地又喊了一声:“来人!”

等参谋长走进来,他说:“交军法处……这是委员长行营交代的任务,我旅长还担着干系,去!交军法处!”

小个子营长,知道说也无益,但他还要哀求两句,说:

“我是旅长的老袍泽……”

陈旅长把手一摇,说:“滚开!妈拉巴子,怎么的?”他睁着大眼睛,看着那营长走出去,才说:“刘主任!你继续谈。”

刘麻子说:“不过,十袋面粉,并不能救多大急,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饿得他们自行出首,还是有希望的。”

陈旅长问:“还有什么情况?”

刘麻子说:“有一部分学生家属来到保定,他们中间有些联系,也有些活动的迹象。现在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

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

谈谈你的计划。”

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

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

“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

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

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

白参谋长说:“唔!”

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

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

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

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

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

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

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

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

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共产党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

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

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

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

陈旅长问:“这人激进?”

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

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

刘麻子说:“看吧!”

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

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

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

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

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

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

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

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

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

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

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

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

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

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

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懂得什么社会科学?光是看些个小册子,设法笼络青年学生和乡村里一些无知愚民,象集伙打劫一样。这江涛就是他教育出来的。他哥是个共产党员,‘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逮捕了,他爹跟我们打过三场官司。他爹还有个老朋友叫朱老忠,这人刚性子脾气。几个人帮在一块,越发闹得欢了。”

冯贵堂一行说着,陈贯群在一边听,不住地撅起胡子,咧起嘴角。他明白这地方民主力量确实有基础,实力非同小可。一想起委员长行营对他的嘱托,两只手扶着沙发背,连连摇颤着脑袋。

冯贵堂说:“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一点不错!一切‘怀柔’都是错误的,都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这完全是经验之谈!”

陈贯群把手在沙发背上一拍,说:“下决心!就是这么办了!”

冯贵堂又说:“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恶而治之,亦一途也!管他是抗日是共产呢!”

说着,仆人摆上饭来,陈贯群留冯贵堂在家里吃便饭。吃着饭又谈起严江涛和朱老忠的家世。陈贯群又问:“你县里县长是谁?”冯贵堂皱起眉棱说:“是王楷第呀!他就是上了几天老军官,武人治政,那里能行哩!”陈贯群又连连点头说:

“这个人我倒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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