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与两个元帅关系不错，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陈毅。
叶剑英因为和周恩来历史上就关系很好，与周恩来往来很多，所以杜修贤对他十分熟悉。杜修贤从60年起跟随周总理出访，出访名单里总有陈毅外长。陈毅是个性格豪爽，容易交往的人。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与首长之间也就熟悉了。
1969年底，周恩来要恢复中断了三年的外交出访。被打成“特务”的杜修贤此时远在新疆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一个急电，杜修贤从而结束了“特务”生涯，也逃过他所在的克列克提边境中苏冲突的一劫，活着回到了北京。
杜修贤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到后，就去忙着去看陈毅和叶剑英。哪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说，两个老总都疏散了。
原来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将老帅们被所谓战备“一号令”疏散到全国各地。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
没有想到在庐山，杜修贤遇见了两位元帅。然而庐山会议带给他们的命运却很不同。
一开始，他们也和各个“疏散”身份上山来的元帅们一样，先是被林彪开场白大谈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煽得昏头转向，后又被毛泽东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要知道那些既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又远离中央会议桌的老帅们，对于长达半年之久的“国家主席”之争一点也不知情，根本不解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哪里听得出来谁的声音是真，哪个路线是对？
林彪一贯喜欢赞扬吹捧毛泽东，这次高调开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如此一来，导致许多人跟在林彪后头合唱，稀里糊涂地表态，最后又稀里糊涂地写检查。
在以云雾揽胜的庐山上，变幻无常的会议局势不仅让大家一头雾水，也让大家看不清以后的政治走向。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他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叶剑英这种“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突然给叶剑英的秘书打来电话：“叶帅睡了吗？”
秘书回答：“睡了。”
“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的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够支持他。毋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膀右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自己的肩膀替叶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林彪在广东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制造种种障碍。但是叶剑英不管多大的困难，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调查陈伯达的使命，于１９７１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从广东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顾保孜 摄影：杜修贤，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