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周恩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伟人。他们的思想甚至性格，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两位伟人在文化性格上，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本文试图从早年他们在家乡所受熏陶的角度，来探讨他们共同的文化特质。
一、毛泽东、周恩来诞生的时代和家庭背景
（一）毛泽东、周恩来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1898年周恩来晚毛泽东5年诞生于江苏淮安。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灾难深重。毛泽东诞生后的第三年——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款白银二亿两，要求中国七年内付清；规定日本可在中国任意设厂。周恩来诞生的前半年——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随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试图改变封建旧体制的戊戌变法。但正是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变本加厉。而清政府更加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偌大的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周恩来出生的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他们以后所具有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家人，都对他们的成长寄予厚望。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家里的长子。毛泽东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为“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取“润泽东方”之意。周恩来的父母为其所取之名，有“恩自日边来”之意，这是一个寄予希望且富有诗意的名字。除学名“恩来”之外，周恩来还有一个字叫“翔宇”，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传说，这种神鸟，象征着吉祥、幸福，它一出现，天下便太平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受的这样一种传承的家教，暗示着他们成年以后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三）幼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家庭都历经磨难，使他们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知道执着奋斗。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返乡之后，因善于经营，又吃苦耐劳，终于在稻谷和猪牛生意方面，积攒了一些资金。从父辈那里，毛泽东从小就懂得，要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勤俭持家，艰苦奋斗。
而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自定居淮安当师爷以来，家境就一直走下坡路。就在周恩来出生的前一年，50多岁的祖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的周家，已相当衰败。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破落的家境下，“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这种窘况使周恩来从小就深知生活的艰辛，懂得“人生赖奋斗而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88页。
二、毛泽东、周恩来所受的家庭影响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自小所受的家庭影响，都在他们日后的品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诞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贻昌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希望靠自身的奋斗摆脱贫困，一辈子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早期毛泽东产生影响。从六岁起，毛泽东就参与做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到了十四五岁，还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父亲的严厉，深深影响了他。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因此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农家子弟本色，尤其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由于父亲的高压和严管手段，也促成了毛泽东内心的反抗心理。
周恩来则诞生在一个破落的师爷家中。除了自己的祖辈是师爷以外，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这种家庭所遗留下来的幕僚文化因素，对周恩来不无影响，从而使他养成了慎思明辨，忍辱负重，善于协作，勤于换位思考，替人排忧解难，习惯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等行事风格。当然，家庭影响中的另外一些因素，比如不时要去借债、借了债还得给人家磕头、破落以后遭人白眼等生活磨难，也养成了周恩来日后不屈的性格。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幼年生活中，都深受母亲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她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知道同情贫弱，乐于助人。母亲去世以后，毛泽东还专门写过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追念母亲“高风”，“博爱”，“慈祥”，“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称颂母亲“洁净之风，传遍戚里”。《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毛泽东对同学还说过，自己的母亲是“可以损己以利人”的那种人。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少年周恩来在性格形成方面，承接了更多来自生母和嗣母的巨大影响。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嫁到周家后，更显贤惠能干，家中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为了使叔父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把他过继给周贻淦。两个月后，周贻淦去世，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学识广博。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异常深刻。嗣母早逝以后，周恩来还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同时，由于生母很有调解纠纷的能力，她总是带着幼年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生母先详细了解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其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从生母那里，周恩来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他从十岁开始，“佐理家务，井然有序”《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8页。。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道：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转引自杨明伟：《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三）毛泽东和周恩来自小养成了好学勤思的习惯。毛泽东在家乡上私塾的时候，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外，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在对这一点纳闷的同时，开始思索并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
周恩来则从四岁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五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转引自杨明伟：《周恩来》，第7页。六岁时，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外祖父家居住。那里有满书房的书，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家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安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看不懂的地方，就请嗣母讲解，如此这般，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八岁到十岁，周恩来开始读《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对少年周恩来了解历史，感知历史人物以及开阔思路，发挥想象力，具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
三、毛泽东、周恩来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沐浴在浓厚的中国地域文化的强大磁场中。毛泽东处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周恩来则深受江浙文化丰富内涵的熏陶。毛泽东所感受的湖湘文化，具有鲜明特质：政治意识极为强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其中有许许多多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屈原、贾谊、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蕴藏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包容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会古今文化的长处。这些，对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很大。
而周恩来所体验的江浙文化，也具有独特内涵，其中坚忍不拔、开拓创新、敢于担当、聪颖睿智、协商融通等特质，在周恩来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周恩来还处在祖辈所固有的师爷文化的历史积淀影响中。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由于受父辈的影响，在取得“国学生”的学位后，也做过师爷。师爷家庭慎思明辨、思之缜密、行之周全的传统，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不无影响。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浓厚影响。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除了16岁前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以外，其他时间他都在家乡的几处私塾读书。他还经常在舅舅开的书馆里听一些自己喜欢的内容。毛泽东后来概括说：“六年孔夫子。”《毛泽东传（1893—1949）》，第6页。他读过的书中，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典籍，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入门读物。这些书，不仅开启了他的智慧，还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熟谙“古为今用”。
在周恩来从小接触到和认真阅读的书籍中，多数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比如《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三）毛泽东、周恩来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在求学中深受一些改革求变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所处的时代，是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也是新旧思潮冲撞的时代。这些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偶尔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作变革。这之后，毛泽东开始较多地接受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是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的。但是，一旦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思想，得知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后，他便开始推崇孙中山。后来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的心思已不在读经书上，而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他读到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从而懂得了富国强兵之道，他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在读了不少传统文化典籍后，周恩来也有机会接触革新著作。周恩来在淮安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时，深受影响。龚是革新派人物，结识同盟会成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些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中外瞩目的领袖，不仅与他们长期从事革命、建设的实践有关，而且与他们从小受到的家庭、社会等环境影响，以及他们所受的启蒙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核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性格：
（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他们都有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意识，从小养成了关注民族和大众利益的责任感，有一份为民族担当，拯救劳苦大众、造福社会的心愿。在了解中国实际和观察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二）不懈进取的奋斗意识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受家庭生活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就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他们懂得劳动人民的不易，尤其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并深知必须执着奋斗。同时，对强权和压迫，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心理，并在斗争中不屈不挠。
（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善于慎思明辨。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勤奋学习并善于学习。他们广读博学，尤其喜欢读历史、神话故事，在得到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打开了充分的开放思维的空间，养成了勤学好思的习惯。他们既学习中外历史，又热衷接受新知识、新事物，在学习和思考中懂得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道理。
（四）脚踏实地的求实作风和不因循守旧的创新意识。在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一种求实的风格，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善于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看问题办事情，同时也有一种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心态，面对不合理现象，他们喜欢思考和寻找改革发展的办法。在新旧思潮冲撞下，他们善于学习和对比，并从中激发出一种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自觉行动。
（五）大公无私、纯朴善良、爱憎分明的性格。在家庭成员的熏陶和教育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懂得同情贫弱，乐于助人，肯于换位思考，愿意替人排忧解难。他们性格中包含着浓厚的纯朴善良、大公无私，对人民友善、对敌人憎恨，舍己利人，甚至“损己以利人”的成分。
这些文化特质或文化性格，为日后他们成为伟大人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和丰富的元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韩同友，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房士鸿，女，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馆员。江苏淮安223200 原题：《从早期熏陶看毛泽东、周恩来的文化特质》 《党的文献》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