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中国队参赛一波三折 周总理强调“不去怎么行”
根据国际乒联的决定，第31届世乒赛定于1971年3月1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但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差10天之时，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动静，中国队的缺席似乎已成定局。
在此关键时刻，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排除国内右翼势力的阻扰，于1月24日亲赴北京，希望以他的诚意，促使中方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后藤同意在中日双方的会谈纪要上专门提及，日方在比赛期间将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包括不执行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扰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为了进一步表示超出常态的诚意，后藤明确承诺，一旦日中两国乒协签署了会谈纪要，他将立即前往新加坡参加亚乒联会议，并提出动议，开除台湾在亚洲乒协的席位，如果他的动议不被通过，他就立即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此外，中方谈判代表坚持在谈话纪要上写上有关台湾的文字，并列为纪要的第一条。对此，后藤希望不要把超出乒乓球交流的内容写进纪要。但中方坚持立场，后藤只能称病不起，闭门谢客。会谈陷入僵局，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一次危机。
1月29日中午，周恩来总理召集外交、体育和乒协等的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最后，在周总理“要看事实，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的原则指导下，中日双方的会谈纪要于2月1日签署。
天有不测之风云。2月8日，南越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发动了“兰山719”军事行动，旨在切断“胡志明小道”。为了声援北越，周恩来专访河内，并发表中越两国联合公报，强调如果美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在此大背景之下，柬埔寨王国团结政府（以西哈努克为首）教育和青年大臣江裕朗在会见中国乒协主席宋中时，明确提出他们将绝不与柬埔寨朗诺政府的乒乓球代表团同场比赛，并希望组成一个真正代表柬埔寨政府的乒乓球队，将朗诺的代表队驱逐出去，或者两者都缺席。但江裕朗知道自己弱小的政府无力回天，希望中国也以缺席的方式，抗议朗诺政府。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二次危机。
而且，乒乓球队赴日比赛一事，尚未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当周将有关后藤钾二来华会谈的简报呈送毛泽东审批时，毛在一个半月里，既不批示，也不退回，而将它“留中不发”。
3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开会。周神色庄重地问道：“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参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与会者提出是否可以讨论以后，再向周报告。周指示：立即召集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代表团其他相关人员，共同讨论究竟要不要参加世乒赛。结果，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多数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应当优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参加比赛。但也有人表达了相反意见。例如，乒乓球队男队协理鲁明荣认为，我们队应该参加比赛，“不能把体育就当成政治，体育和政治毕竟有区别”。鲁明荣的发言得到乒协主席宋中和教练员徐寅生的支持。最后，会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代表团去名古屋，但是不比赛，让日本人想问题。中国队参赛出现第三次危机。
第二天，参加讨论会的领导人直奔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汇报。周在听了汇报之后，说：“不去怎么行！”周强调，如果不参加比赛，就要失信于日本的后藤钾二，增加今后参加国际比赛的麻烦。最后，周果断地说：“中国遵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要求男队第一主力庄则栋作出个人牺牲，在单打第二轮与朗诺政府的运动员相遇时弃权。面对如此重大的决定，周说：“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我现在就写报告请示主席。”周立即铺纸落笔，给毛写报告。周在报告中强调此次出国比赛的重要性，并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且，我球队如去，当做好各种警戒准备。
周恩来写完报告，立即要求秘书将报告送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这次，毛泽东的回复极快，在当天上午，离中国队起程赴日只有2天时，毛在周的报告上批示：“照办。”至此，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经过三次危机之后，才最后定局。
值得一提的是，在乒乓球队行前的各种准备中，有关决策部门始终没有将中美关系的可能变化和发展，列入议题和计划。相反，有关方面给球队设置了许多戒律。例如，如果中国队与美国代表团官员相遇时，中方成员不许主动交谈和寒暄；如果和美国队比赛，赛前不得交流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对于这些书面戒律，毛泽东也圈阅同意。而且，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比赛的前一天，周恩来再度与全体代表团成员见面，谈了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柬埔寨情势等，唯独没谈中美关系。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决策层规划中，这次赴日比赛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什么关联，主要目的是通过参赛，扩大中国在世界上，尤其是亚洲的政治影响，为今后中国体育经常性地走出国门，探路试水而已。
美国队频繁示好 中国队“毫不领情”
3月27日晚，中国队在参加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时，中美两国运动员不期而遇，当时双方互打招呼，但当中国队员从翻译处得知这些是美国人时，立即不再搭话。如此一件小事，立即引起中方领导的重视。次日，中方代表团的负责人通过国际电报向北京报告：“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讲了很多话。”
无独有偶。3月30日上午，在国际乒联大会期间，中方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无意中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并进行了漫谈。斯廷霍文有意提醒宋中，15天前，美国国务院决定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员取消一切旅行限制。中午散会后，他们两人又走到一块，斯廷霍文很有礼貌地说“听说中国方面已邀请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世锦赛后访华一周”，然后婉转地探询道：“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队选手到美国去。”斯廷霍文还给宋中展示了印有肯尼迪总统头像的50美分银币。
当天晚饭后，在宋中的主导下，代表团7位党委成员经过商量后，得出结论“美国乒乓球队表示友好，他们想去中国访问”，并向北京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但中共决策层对此没有进行答复。
4月2日，世锦赛休息一天，运动员有机会在日本旅游。在游艇上，中美两国运动员再次不期而遇。美国运动员问：听说你们已经邀请了我们的朋友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去你们国家访问，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去呀？这一玩笑性质的交谈，再次被冷眼旁观的中方副团长王晓云当作一个重要信号，并予以放大，于当天再度向北京报告。
第二天，北京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终于对中国代表团发来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这是中国官方对美国队访华的第一次负面反应，似乎后续的乒乓外交已经无望。但是，这一负面决定并没有影响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后续进行，更没有决定乒乓外交的最后命运。
毛泽东表扬庄则栋 小消息作出大文章
4月4日下午，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科恩误乘了载满中国队员的大轿车。结果，中国队遵守赛前纪律，没人与他搭腔，使他十分尴尬。这时，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与他讲话，并送给他一面绣有黄山风景的织锦。对此，当时在场的中国队团长赵正洪十分紧张，拉了庄一下，意在阻止庄的冒失行为，但庄却笑着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这段只有五六分钟路程的奇遇中，却为“小球拨动大球”提供了重大契机。当庄则栋和科恩下车时，竟然涌来大批敏感的记者采访拍照，科恩则高举黄山织锦与庄则栋高调合影。第二天，科恩精心选择了一件印有表示和平的红、白、蓝三色旗帜，并将印有“Let it Be”（无为）字样的T恤衫，送给庄则栋。结果，又引来一批记者的采访。
4月6日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第二次接到来自北京外交部的负面答复：“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同时，北京方面指示，加拿大领队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访华。很显然，北京决策层是执意将所有与美国有关的人员，彻底拒之门外，似乎毫无挽回余地和机会。当时，团长赵正洪与秘书长宋中商量后，决定无需专程将上述两个负面的指示通知美国队，因为美国队从未正式提出过访华的要求。这又是一个极其明智而又留有余地的高招。
其实，这一拒绝的信号是由周恩来主导的。当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于4月3日第一次向中国代表团发出拒美访华的指示时，也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4月3日，周在外交部的报告中加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并在文件的上端，写道：“即呈毛、林（林彪）：拟同意。”随后，此报告呈送毛、林，毛再度将有关中美问题的报告压了下来，没有立即批下去。直到4月6日，毛才圈阅这份报告，并将此文件退给外交部。于是，外交部在第一时间，第二次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重申，不得邀请美国队访华。一切似乎皆成定局。
4月6日晚上，时时关心世乒赛的毛泽东，从4月6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中，读到了有关庄则栋与科恩相遇的新闻报道。当时，毛要求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将这条新闻连读了两遍。听完后，毛说：“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晚上11时，毛按习惯在晚饭前服了安眠药。晚饭后，毛趴在桌上昏昏欲睡。突然，毛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邀请美国队访华”。当时，吴旭君的反应是不可置信，因为她知道毛已批准决定，不邀请美国队，而再过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了，也就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说不定美国人已经回家了。尤其是，吴深知毛有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于是，吴准备故意装着没有听懂毛的话，希望毛能主动地再重复一遍。过了一会儿，毛使劲地睁开眼睛，说：“小吴，你还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机智的吴故意装得听不懂，促使毛再次重复了一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话。为了慎之又慎起见，吴还反问了一句：“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毛果断地一挥手：“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于是，吴跑步到值班室，给王海容打了电话。
中国队邀请美国队 尼克松抓住好机会
尽管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策已经作出，但能否得到顺利实施，仍然充满变数。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在所居住的日本旅馆，举行告别游园会。时至9时15分，北京来了急电。有人立即告诉赵正洪团长。赵回到房间，见电话记录上说：“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中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
赵正洪立即叫宋中直奔美国队所住的饭店，将这一消息通知美国队。此时已是上午10时30分，美国队的副团长哈里森正好走出饭店大门，准备外出。当时的美国队已准备第二天回国。当宋中将访华的消息告诉哈里森时，哈里森简直难以置信，随即表示，将与团长和队员们商量一下。但不巧的是，团长斯廷霍文一时难以找到。上午11时，哈里森立即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报告此事，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迈耶不在，正在周末值班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坎宁安大胆承担责任，鼓励和支持美国队访华，并主动解释，这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相一致。1999年1月28日，笔者电话采访了坎宁安，并收到他的书面答复。他表示，自己绝对无法预测和想象，周恩来总理会同意接待美国代表队，但他可以断定，如果美国队拒绝邀请，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他还提到，自己其实是遵循了道家的无为哲学，被动地接受了中国邀请而已。其实，坎宁安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果断、大胆和魄力，而且表现了他对中美关系最新走向的精准判断力，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中美之间正在实施一系列的秘密渠道。事后，基辛格在自传中提到，“由于坎宁安的理解力和推动力，他应该得到更多的称赞和荣誉。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是没有如此勇敢的”。
为了慎重起见，4月7日傍晚，当驻日大使知道此事后，还是立即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国务卿罗杰斯当即将电报送往白宫。当尼克松见了电报时，“又惊又喜”，因为他“从来没有期望中国事务的启动会以乒乓球队的形式来实现”。于是，尼克松“立即批准接受邀请”。而且，收到电报后，尼克松立即召集罗杰斯和基辛格开会，研讨北京的真实意图。其共同的结论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意味着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起点”。
万事俱备之后，还有一件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全体美国运动员是否愿意去中国访问？他们的父母是否会阻止他们成行？当时，只有15岁的女运动员伯琴斯基首先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以为女儿是一人去中国旅游，当知道是一批人同行，才勉强答应。但是，更多的运动员还是忧心忡忡，担心此行的人身安全。随队的美国乒协会刊主编博根，还十分悲壮地向在美国的太太嘱咐后事。最后，一位女运动员和一位尚未获得美国籍的南朝鲜运动员李达俊因顾虑人身安全，决定放弃访问中国的机会。
当天，中美双方在日本名古屋爱知体育馆的贵宾室讨论访华事宜。哈里森又提出一个难题：美国队所持的团体机票规定，必须在4月14日前返美，不然的话，每人必须多花170美元。对此宋中表态：“这个好办。你们部分困难，我们部分解决；全部困难，我们全部解决。”最后，美国乒乓球队终于在4月10日上午10时，正式踏上中国的罗湖桥，开始了历史性的7天访问。
正面舆论推波助澜 乒乓外交空前成功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为乒乓外交提供了前提，但乒乓外交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美国公众舆论。基辛格事后也曾指出，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透露出去后，他非常紧张，唯恐民众谴责政策制定者允许美国队去中国，“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国民众、政界和新闻媒体的反应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美国舆论对乒乓外交的正面反应首先表现在美国两大重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标题上，从这可见它们对此事件的基本价值取向。如《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标题“周（恩来）会见美国队成员；中国人的欢迎十分热烈”、《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美国官方认为中国的行动（邀请美国的访华）是停止走向孤立的动态”等。
同时，一些媒体的社论和评论，也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正面评价。4月8日的《纽约时报》发文指出，此一事件的发生时机与尼克松政府评估中国政策的最后阶段，正好吻合，并预测：“美国总统将很快决定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有些文章甚至给尼克松施加压力，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门票已完全控制在尼克松的手上了。
除此之外，一些美国名记者的正面报道，对美国媒体和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记者罗德里克在随代表团访问上海后的报道中提到，“普通民众显示出强壮、健康和满足……1971年的中国是激动人心和轰轰烈烈的，而且是一个友善的巨人”。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见到了罗德里克就说：“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同时，周告诉美国队队员，他们的访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展开了新的一页”。当时，罗德里克还帮中国方面传话给尼克松政府，即中方并不把美方从台湾撤军，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只需要美国官方一个承诺，表示不相信存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对此，罗德里克极力鼓励尼克松接受这一条件，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此外，美国民众和决策层对亲临中国的15位美国乒乓球队员的切身感受更为关注。运动员雷赛克与他妻子同行，他告诉记者说，“中国人对他们极为好客，他妻子自始至终笑容满面，而中国人总也是笑脸相迎”。美国队教练霍华德认为，中国之行是“走向中美友好方向的起步，中国人民极有礼貌，对我们非常友好”。美国队中唯一的黑人运动员布雷斯维特认为（在中国）没有迹象显示种族的界限，“我与其他人一样，受到友好接待”。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临时决定退出中国之行的南朝鲜籍运动员李达俊，于4月15日在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自己拒绝访华的原因是因为害怕红色中国可能禁止他离境。但后来他对自己未能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旅行感到遗憾。美国队队员坦尼希尔赞赏中国人的团结方式，他甚至告诉记者，毛泽东主席“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道德领袖和知识领袖”，因为“他能对大多数人民发生作用，他的哲学很美妙”。
这样，美国媒体的正面报道、美国乒乓球队成员的积极反应和美国公众舆论的有力支持，显然对尼克松是一个激励和推动。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队成员的当天，尼克松就作出了善意的回应，采取了5大对华政策的新步骤，其主题是减少美国对中国长达20余年的贸易禁令。对此，时任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也明确承认，“乒乓事件影响了（新政策出台的）时机”。4月16日，尼克松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信号，暗示在他离任前将访问中国。4月2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团长斯廷霍文在美国宣布，中国乒乓球队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将在不久访美，而华盛顿则保证，中国队成员的入美签证将由美国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签发。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明确提出愿意接待基辛格访华。5月17日，尼克松正式表示，准备访问北京，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议。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7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他将在1972年5月前访华，并最终在1972年2月成为现实。
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乒乓外交取得空前成功。
（此文根据本人文章“中美乒乓外交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和“乒乓外交中不可忽视的六个小人物”改写。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夏季号和《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秋季号。文章的改写和发表得到版权所有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公共外交季刊》的书面许可，特此致谢。）
（作者为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中国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纵横》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