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于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闽粤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闽粤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杭武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据理力争为王观澜恢复党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县云集区叶坪创刊。从《红色中华》诞生的第一天起，主编王观澜就把这个园地当成引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他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情况，宣传党的苏区农村政策，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因此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苏区人民的欢迎。
1932年夏，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被加紧推行，一场所谓“肃托”斗争开始了。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有关农村问题的调查》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于是，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王观澜不服，云集区9个乡的党支部和广大群众也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写信给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卫局，要求释放王观澜。
几天后，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的李克农对王观澜说:“你没有什么问题，走吧。”可王观澜虽恢复了自由，却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销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送到云集区委审批。为此，区委先后开了10多次会，拖了3个月，一直没有通过这个报告。1933年1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这样，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没有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王观澜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来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修改补充。出乎意外的是，连去4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上了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又是谁也没来。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
叶坪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所在地，这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生产情绪低落？王观澜找乡苏维埃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于是，他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真实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农会，摇身一变都成“贫苦工农”了。真正的贫苦农民分的田又少又坏，逃亡的地主却还留着田，等等。情况越来越清楚，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这是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的主要原因。
王观澜把自己在叶坪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和打击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仍对王观澜的工作表示了支持，他很赞成王观澜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告诉王观澜，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工作。
王观澜把铺盖从机关搬到村子里，一有空，他就到老百姓家去串门拉家常，群众有什么难处也愿意找他商量。经过王观澜的耐心启发，乡苏维埃主席放下了顾虑，带头串联勇敢正直的贫苦农民，组织起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王观澜反复向大家讲解毛泽东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道理，大家也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农村的阶级应当如何划分，以及怎样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问题越摆越明，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工作局面的打开让王观澜十分兴奋。一天夜晚，贫农团开会，王观澜邀请毛泽东前去参加。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某某户究竟应当划为地主还是划为富农？毛泽东听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把叶坪查田的试点工作逐渐推向深入，其基本步骤是：贫农团组织起来后，成立“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议阶级，将群众提供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确定地主、富农的成分，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
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们兴修水利、大搞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叶坪乡查田的胜利，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到他们那里帮助、指导。于是，叶坪的查田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决定派出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区、壬田区帮助开展查田工作。王观澜除继续指导叶坪乡的工作外，同时还是这些工作团的主要成员。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之为基础，将其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于1933年10月10日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并予以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政策。
5月底，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6月2日，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雩都、宁都、胜利等8个县的查田运动大会，王观澜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此后，查田运动便在中央苏区的闽赣、江西、福建3个省的38个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东为查田运动领导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参加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常为报刊写社论、评论和经验报道。其中，《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一文就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由王观澜和谢觉哉共同起草的。他们调查搜集了各种典型材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每项原则决定后都附上典型事例，形成了一个既有原则政策、又有具体事例的通俗易懂的指导土地斗争的重要文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于1933年10月10日一起颁布执行。由于这两个文件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以，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而且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是党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
王观澜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虽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查田运动中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和抵制，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是以党的路线面目出现的，其影响和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尽管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坚持，还是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左”的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被强行贯彻。
毛泽东说：“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1935年，王观澜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8年5月，他从绥德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后，他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主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工作要求的降低，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在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后，他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没多久，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善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档、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勾结在一起，找王观澜的茬子。他们调阅中央档案，没有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便又去找康生。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截了当地说：“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但是，王明、康生当时终究还是两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有些人还是不敢得罪他们。因此，风波过后，已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宣布过的由王观澜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斗争中，王观澜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人的有力支持。他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王明之流的诬陷与迫害，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萧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
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王观澜多次明确指出，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站稳立场、抓住时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分子的进攻，使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王观澜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王观澜随部队长征时，在一次带队外出筹粮途中，粮食断绝，他只得把一匹病马煮食充饥，不料由此染上痢疾，给他种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部队胜利到陕北后，由于他过度劳累，身体虚弱，肠胃病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专门把他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汇报: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说：“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话，使王观澜十分感动。此后，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却没有认真领会毛泽东的忠告。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终于使这个久经沙场的硬汉子躺倒了。
王观澜住进了中央延安医院窑洞，毛泽东很快知道了。1941年12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这时，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痛难忍。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在一张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他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就在那次看望王观澜之后不久，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这封信不仅鼓舞了王观澜同疾病斗争的勇气，后来也成了人们同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
随后，陈云等中央领导也先后来看望他。王观澜后来回忆说：“那时虽然我几十天饮食不进，全靠输液保持身体必需的营养，但我始终愉快乐观，因为我感到我是生活在充满了同志的高度关怀和细致照顾的环境中，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是能够战胜疾病的。”
1945年初，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王观澜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情绪，病情渐趋好转。在2月的一天，毛泽东又去看望他，见他病情确已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这使王观澜非常兴奋，更加加紧锻炼。他把活动的区域由室内移到了室外，由平地活动到锻炼爬山。尽管每次爬上山坡都累得腰酸腿痛，满身大汗，但他还是坚持下去，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果然身体逐步恢复起来。
身体稍有恢复，王观澜又开始拼命地看书、学文件，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精力、体力的消耗超出了限度，就在七大开幕前夕，他的旧病再次发作，这次是十二指肠溃疡导致的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人坐不起来了。20多天后，肠子堵塞，食物颗粒不进，眼睛渐渐失明。后来，他沉痛地总结这次发病的教训，说：“对待疾病和对待工作一样，不仅要有革命的精神，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如果要求过高，超过了客观可能，那就会招致不良的后果。”
王观澜的生命曾几度处于危急之中。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是组织上和医务人员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在西药治疗的同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和另一位老中医，用中药和针灸辅助治疗，终于使他能够进食少量流质，而且抑制了他的神经痉挛。王观澜在同病魔较量中，也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知道自己的心、肺、脑并没有坏，相信只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把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难关是可以渡过的。因此，当他从严重的休克中苏醒过来，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把在托儿所的孩子接回看一看时，他拒绝了。他平静地想，在危急的情况面前，党交给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战胜疾病，战胜死亡，而不是妻子儿女。他相信，孩子将来是一定能看到的。
就在王观澜生命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气来，采取有效办法，同死亡作斗争。毛泽东的话，让他更加振奋起来，下决心不辜负党和战友们的殷切希望。虽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但他没有任何慌张和焦躁情绪，而是保持镇定和乐观。几个月后，他的病终于又开始好转。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渐渐复明。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铁鏊子送给了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毛泽东、李富春还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给他送去，使他极弱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
1946年秋，王观澜又开始练习走路，从室内走到室外。当他汗流浃背地登上一座黄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陕北山野的清新空气时，他禁不住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1947年4至7月间，康生带领工作组到晋绥的临县郝家坡搞土改“试点”，大搞极“左”的一套，影响很坏。当时王观澜住在兴县张家湾村养病。听到群众的强烈反映后，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把驻村工作团主任姜宝箴叫到床前了解情况。他气愤地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也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要学习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文章。”
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泽东已过黄河，就让妻子徐明清赶到蔡家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听后激动地说:“把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为锻炼，实为害人。”不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前段晋绥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在讲话中肯定了王观澜关于土地政策的正确意见。
毛泽东将王观澜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主要负责农业工作，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春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54年秋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积极引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的方针，工作卓有成效。
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的缺点和偏差。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认为，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应该按中央原来的设想稳步前进。王观澜支持邓子恢的主张，结果与邓子恢等一起被指责为“右倾”、“小脚女人”。
1956年四五月间，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南下浙江，以临海、嘉兴两县为重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以临海县的农民为例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临海农民每人实得原粮比上一年减少了，而浙江2000万农民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低；浙江农村副业和土特产值都有下降趋势，而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30%至80%以上，单就生猪一项来看，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他认为，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不富裕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这个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毛泽东将其批转全国，认为应当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特别指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指出：“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可是，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王观澜，分工负责抓反右派斗争。他凭着革命的经验和对部内干部队伍的了解，根本不相信每个单位都无例外地有百分之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结果，中央农村工作部只勉强走了一个“右派”（经复查，这个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纠正）。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并起的“大跃进”年代，王观澜随邓子恢到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当即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合当前科学水平的。”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
王观澜几十年搞农村工作，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当他知道由于“三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恶果时，便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
几天后，他得知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的信表示感谢。这让他从中看到了党的希望，兴奋得几夜睡不好觉。后来，中央对这一时期工作上的失误又作了自我批评，调查研究之风随之在全党兴起。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到残酷迫害，后于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获得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他虽年逾古稀，但仍积极到农村做调查研究。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