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让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斗争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即让它汲纳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使它根植于中国土壤，最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要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思想境界和把握得炉火纯青，取得伟大成就是不容易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这里以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为例进行分析。
基本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也异常庞杂，良莠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是不能继承和吸收任何封建性的毒素。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加以分析，要有所区别，只能吸取最优秀的部分来丰富和营养自己。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厚黑文化、邪恶文化和反动文化等；“其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教育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对推进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优秀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基本方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
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许多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也不能简单地“继承”，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就是“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毛泽东对孔子的认识尽管多有变化，但在“文革”以前总的说是肯定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特别是他办学校，教出了颜回等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著有《春秋》历史书，贡献不小。毛泽东还说：孔子参加造反，“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孔子有不少缺点，不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毛泽东也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1939年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哲学上说是唯心论。二是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讲的“知仁勇”，其“知”（理论）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唯心论的；则其见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其“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唯心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害人不浅。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三是认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又有若干辩证法因素。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做过详细分析。他说：依照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认为，孔子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孔子在认识论上和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应该如何“批判地继承”，经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言，或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比较多。像毛泽东这样深入地分析，丝丝入扣地讲道理进行剥离，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对毛泽东关于孔子的个别观点在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运用得这样到位、精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也不能不叹服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就是学术领域的推陈出新。
基本态度：古为今用，百花百家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这里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毛泽东说：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当然，对这个原则要有一个科学理解，既不能搞实用主义的简单化，也不能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个时期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不良倾向是对它的误解和曲解。
应当说，“古为今用”是总原则、总要求，怎样体现这个原则、这个要求，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古为今用也是适用的。其实，“双百方针”的提出，本身就是古为今用的绝佳体现。“百花齐放”，指各种花同时开放，语出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在该书第三回讲“百花仙子只顾在此著棋，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毛泽东用此语比喻，提倡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本来是说在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等各家，著书讲学，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赞赏这个时代的学术为百家争鸣，毛泽东用此语也是以此比喻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他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和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当然，这个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个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
“文革”以前，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践行了这些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文革”时期，违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原则和政策，大破“四旧”、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对孔孟之道大加鞭鞑，使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害。但有幸的是，那时对“文革”的抵制和抗争，也包括了对破坏传统文化遗产倒行逆施的抵制和抗争，因而也保护了不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随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文革”的全面整顿，党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和贯彻。
总之，中国共产党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在大多数时间形成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