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鲁迅·1931》
“现代中国的圣人”
鲁迅是毛泽东最为心仪的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罕见地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6年10月，鲁迅辞世时，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即已达到很高的高度。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提出：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出版鲁迅全集等等。
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和推崇，与中国共产党同鲁迅的特殊关系有关。张闻天、陈云、瞿秋白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鲁迅都有过不浅的接触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这些党内著名文化人的经历，都和鲁迅有着深切的关联。1937年以后，随着一批文化人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国统区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高扬中国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就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圣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不仅没有改，还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这里，作为“圣人”的鲁迅，从“第一等”，升为了“第一个”；不只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是“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自称“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
毛泽东称鲁迅为“圣人”，源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谋过面，但两人都非常明确地表达过对对方的真挚好感。鲁迅生前在文章中公开表示要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宣称自己“即使怎样不行”，被“毛泽东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给毛泽东发电报，还捎带火腿等等。如此立场感情，无疑使毛泽东感动不已。这就可以理解，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为什么会称鲁迅是“圣人”，称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鲁迅说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年代，毛泽东和鲁迅都是战士。一个侧重于武器的批判，一个侧重于批判的武器，战斗精神和理想目标颇为相似，而且都收获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奇效，从而使他们在心灵上互相感应，视为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早提出毛泽东和鲁迅有思想默契的，是周恩来。他在1945年说，“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泽东自己的表达，则更为感性。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这里说的是鲁迅和“我们”，到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信中，则换成了鲁迅和“我”。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读点鲁迅”
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很感兴趣，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毛泽东还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亲自选进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来卖。大概从这时起，他对鲁迅的作品有了较多的印象。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到瑞金,鲁迅成为他们见面交谈的重要话题。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托冯雪峰将自己编校的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转送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同时收到的，还有鲁迅开列书目让人去选购的一批书，其中就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泽东在一所中学图书馆发现有不少鲁迅的书，不断派人去借来阅读。
从1937年10月发表《论鲁迅》演讲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了。《论鲁迅》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还有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当时还没有收进鲁迅的集子，毛泽东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到：“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鲁迅全集》此时还未编辑出版，毛泽东尚不知道，但阅读鲁迅作品之急迫，却极为真诚。
第一版《鲁迅全集》，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号。收到《鲁迅全集》后，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3卷《鲁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第一种是前面说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这套书上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凡书里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种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只收鲁迅著作，未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他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许多册的封面上画有红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再阅”。
毛泽东逝世时，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书里夹着一封没有封皮的信，是女儿李敏1975年4月15日写的，上面说：“爸爸：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你谈读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还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套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迹太小，毛泽东就用放大镜看，并留下不少圈画。
毛鲁之心，何以相通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代表人物中，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化革命领域；胡适在文化领域的作为虽然不小，但其思想轨迹显然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条路子；也只有鲁迅，依然在文化领域不断战斗，不断前进，且思想轨迹同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倡导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在这方面获得共鸣，实为必然。
二是在透彻分析中国国情问题上的共鸣。
鲁迅和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前卒”，他们都饱读诗书，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老中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旧的思想道德都作过分析和批判。对几千年封建压迫，鲁迅概括为“吃人”，毛泽东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早年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学术与人心”。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社会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毛泽东很欣赏鲁迅分析批判中国社会问题时，在方法上的深刻辩证，事实上这也是他和鲁迅的共同特点。
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年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年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个性上的共鸣。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毛泽东提炼概括的鲁迅这种精神个性，正是他在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气培育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在毛泽东身上，人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个性。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奋的个性，他立场鲜明、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个性等等，和鲁迅颇为相近。基于此，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笔著文的战斗方法上的共鸣。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特别欣赏并提倡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谈到这个战斗方法时，举了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他就出了一本《三闲集》；有人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调集》；有人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说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一本《花边文学》；有人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要求《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一本《准风月谈》；有人骂他是堕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为“隋洛文”。
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懂得和运用了辩证法。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当然也包括写杂文。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不少就是出色的杂文，其风格，也颇似鲁迅。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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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和保存的三种版本《鲁迅全集》
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读鲁迅作品。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后，他得到一套“纪念本”，此后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卷本各异的《鲁迅全集》中，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1938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及其整理的部分古籍。毛泽东在这套书上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凡书里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
第二种是1956年至1958年相继出版的10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带注释，但只收鲁迅著作，未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
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毛泽东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许多册的封面上画有红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再阅”。
